记者：杨宝璐 赵雅静

编辑：刘汨

“陈辉特能说。”在正式采访之前，好几个圈里人这样描述他。

但录音笔一开，这支以传统硬摇滚著称的乐队就换了一种状态。他们看上去成熟稳重，回答中规中矩；相机镜头盖打开，就配合地戴上袖套、遮住花臂。在他们身上，看不出那些对摇滚的刻板印象——躁、叛逆、怀疑，四个中年男人异乎寻常的平和，只有在讨论起音乐作品时，才会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面孔乐队成团的第三十年，借助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这支“古老”的乐队才再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历史被重新翻看，从瞩目到离散，再到重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面孔的沉浮，就是中国内地摇滚发展的轨迹。

1986年，一身工装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凭借《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内地摇滚的篇章，从此，中国内地摇滚历经起伏跌宕，在沉寂与探索中，迎来了它的中年。

那些陪伴着中国内地摇滚成长的乐手和歌迷，他们都老了。现实的逼仄像青苔爬满生活每个角落，有的转行，放下吉他，搁下鼓槌，转身迎战现实生活；有的零零散散地坚持从事着本行业，有的则探索着新方向，寄希望于找到“Rock and Roll”的另一种表达。

选那个最好的去pk

31进16之后，乐队们迎来了1对1挑战。第一个被选中的是痛仰乐队，他们上台之后，坐在下面的十五支乐队面面相觑。片刻的沉默之后，“三哥”欧洋举起了手。

欧洋是面孔乐队的贝斯手，遮住花臂，很难看出他是个摇滚老炮儿。他不留长发，普通平头头发花白，老戴一帽子，帽檐压低遮住额头皱纹。二十多年前，他跟时任面孔乐队的吉他手邓讴歌一起参加了1994年“魔岩三杰”的红磡演唱会，与何勇同台；二十多年后，他在台上表情沉稳，话不多，更像一个四平八稳的企业高管。

但他依旧是面孔乐队的主心骨。“选痛仰，是因为除了我们，估计他们资历最老，我们觉得应该选一个差不多同级别的乐队。”欧洋解释道，“我们不可能选一个很小的、分数靠后的乐队去比。”

如果没有1985年那场被载入音乐史册的为埃塞俄比亚饥荒筹款的“拯救生命”摇滚乐演唱会，欧洋或许还在跳着霹雳舞。看完那场演唱会，他就迷上了金属音乐，而主唱陈辉在加入乐队前，曾是正统乐团的歌手，本来西装革履的帅小伙儿，开始模仿国外歌手，穿上“奇装异服”，街坊四邻和团里领导人都看不顺眼，“就觉得你没希望，或者说你属于社会底层。”陈辉干脆怼回去，“我说我就这样，不关你们的事儿。”1992年，他干脆离开乐团，加入了面孔乐队。

他们是《乐队的夏天》中年龄最大的一支乐队，二月接到节目组邀请时，经纪人和乐队成员都有些顾虑，怕节目过于娱乐化。但导演给他们列出一张大名单，反光镜、痛仰等都名列其中，“当时不止31支乐队，我们就想这样也挺好的，正好聚一下。”

痛仰乐队比他们晚成立了十年。彼时，摇滚乐也细化分出朋克、电子等不同派别，但市场却远比不上早些年。流行音乐崛起，摇滚乐转入地下，而痛仰主唱高虎，则在从迷笛音乐学校毕业后，租住着100多块钱的房子，准备和摇滚乐死磕。

在1对1的PK规则还没具体出台时，他们就将目标锁定了当时排名前五的乐队。“三哥想要强强对话，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的（乐队）。我们强强PK，肯定有一个要走，他们就多一个机会。我们随时接受出局，只是希望跟一些好的乐队来比对。”陈辉说。

从这个角度讲，痛仰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第一个上台，如果没有乐队主动挑战，就要由痛仰去反选挑战乐队。“底下的人我相信肯定也不敢选他们，谁选痛仰谁是自杀性选择，如果被我们选，不存在谁赢谁输。”

红了却适应不了

此时距离面孔成团，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1992年，他们发行单曲《给我一点爱》，被收录在合辑《中国火I》内。那是中国内地第一张摇滚专辑，从1992到1998，含盗版在内，三张《中国火》专辑销量超过2000万张。

但这组数字背后的狂热，对于如今的乐迷来讲，略显生疏。作为经典摇滚的标志，排位赛阶段，面孔乐队一登台，主唱陈辉开嗓，不少90后、00后乐迷惊呆了，纷纷去搜乐队名称。他们最擅长的流行金属、硬摇滚风格作品。让高晓松连连感慨回到“光芒万丈的摇滚时代”。

第二天，陈辉上了热搜，“面孔乐队主唱颜值好高”。

在第一轮的排位赛中，31支最终要留下16支，面孔排名第14。

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最擅长的金属、硬摇滚风格作品不那么流行了。“毕竟我们是老乐队，做的音乐是比较传统的摇滚乐类型。而参加节目多半都是年轻人，我们的名次不会太靠前。”

但毫无疑问，节目让摇滚乐队再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面孔乐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微博粉丝从9万涨到12万，年轻的乐迷按图索骥，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找到他们的歌，在评论区打卡留言。

这让他们觉得惊喜。“时代在进步，音乐市场在每个时代都在翻篇，你是无法挡住这种时代的脚步的。我们就想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年代。”

不适应也迎面扑来。乐迷的热情让这支老乐队有点招架不住。上了节目之后，陈辉跟家人出去逛街，被认出来两次，“就会发现有人在窥视，他也不过来找你拍照，你就得注意一点，不像平常更自由。”鼓手刘忠去趟日本，买杯咖啡的间隙，就有乐迷们远远地打量拍照；欧洋几天前坐火车外出，车上发现有乐迷拍照，下火车时一刷微博，照片就已经上网了。“我不开心，真不喜欢这样，很不自在。”

二十多年前，他们红得发紫，但红的方式不一样。歌迷老岳还记得，1994年，24岁的他跟朋友在收音机前听电台里播放的“摇滚合辑”，突然出现一个大家都没听过的声音，由于当时主持人并未做介绍，谁都不知道是哪个乐队。

他记住那个旋律，四处打听。直到有天喝酒碰到一个自称“对摇滚无所不知”的酒友，老岳把那个调子一哼，才知道是面孔乐队的《梦》。

这也是陈辉他们想要的“被知道”的方式。25年后，这首歌成为了他们在《乐队的夏天》的开场曲。当年的“小岳”变成了“老岳”，他头一次和儿子坐在一起看综艺，讲起自己年轻时喜欢的乐队——歌曲还是那个味儿，陈辉还有点眼熟，欧洋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

在荒芜中归来

90年代的摇滚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老岳记得，1995年，他听说面孔乐队出了新专辑。那年他儿子出生，隔年再想去买，唱片店老板告诉他，乐队已经解散了。

欧洋远走英国，陈辉去了深圳，潮流的衰落波及了整个圈子，挤压了摇滚乐队的生存空间。

“当时无论意识还是精神，都是被挤压的状态，还有当时我们的水准，那时候买个音箱、看个琴谱都难，都是听录音、一个一个地扒琴的节奏和旋律。演出设备也简陋，也没地儿演出。”曾任北京著名live house ——MAO的主理人李赤介绍道。

MAO的开业，被认作中国内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live house，时至今日，仍有诸多摇滚迷将MAO的开业作为摇滚乐发展的新标志——它注重演出场地、设备和音乐质量，为中国的Live house树立了一个新的行业标准。

Live house 特指具有顶级音乐器材、音响设备的专业小型展演场馆。发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自从1973年日本第一家真正意义上Live house在京都诞生后，这种形式迅速风行起来。

一场在日本看的演出让李赤惊为天人。“一个不知名的乐队，它渲染出来的声音和当时在国内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再加上视觉效果，叠加出来的效果呈几何倍数增长。”李赤回忆道，在当时，国内的演出甚至没有专业调音师，很多场合都是老板亲自上阵。

李赤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内地大半的摇滚乐队集中在北京，却没什么演出场地，嚎叫俱乐部、无名高地、愚公移山，以及13俱乐部，大部分演出聚集于此。每周就周末一场演出，票价低得可怜。“2005年之前看演出，就是十块二十块，还有不少人蹭票。”李赤说，“我觉得在视觉、听觉服务和经营模式上都需要引进全新的概念。 ”

2007年的2月，MAO正式开业，第一场演出是在情人节。李赤光印宣传海报就花了4800，结果当天晚上乐队在台上演出，底下一共就坐了四个人。

面孔乐队在前一年刚刚重新走到一起。 欧洋回忆，当时，北京一个音乐节的主办方找到了他，邀请面孔乐队参加演出。“我跟陈辉说，咱们应该把这乐队重组，有人想看。”

2007年3月，面孔乐队就在MAO开启了重组之后的第一场演唱会。这时候距离乐队解散已经过去十年。断了十年，等于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已经没有人再评论我们了，以前听我们的，甚至不知道这乐队还在。我就说，咱们既然重组了，就应该从最早的方式开始，再回到live house跑演出，再积攒歌迷。”欧洋说。现实情况比他们想象得要好，乐迷们没有将他们，那场演出观众爆满，两百多人的场子都站满了。

演出的专业程度得到了极大提升，摇滚乐似乎有了回春的迹象。李赤记得，到了当年5月，演出就从月初排到月末，一个月排了32场。

“摇滚乐就是这样，你看着他挺灿烂的，但当你真正踏进一只脚，会觉得它是一个没底的东西。”李赤说。

摇滚在转型，他嗅到了变化的意味，李赤还记得，有一次，他在无名高地看新裤子乐队的演出，“上来就是一段迪斯科，还找了一个穿电光衣的女孩跳舞。台下的观众不买账，说你新裤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就要轰他们下台，喊他们以前唱的那些歌。反正他们就又唱了以前的歌。”

但作为live house的主理人，他有意无意地随着这微妙的转变起舞，在他看来，摇滚乐任何一个变化其实都是冒着风险。当时，他还在带“逃跑计划”乐队，上海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找到了他，想邀请乐队参加节目。“我就开始做乐队的工作。我就跟主唱说，咱们的乐队是想弄500人知道，还是500万人知道？当年这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粉丝都骂我们，说我们背叛摇滚乐。”

洗牌与新生代的崛起

进入最近十年，摇滚乐的转型仍在继续。2010年，刘非选择了在五道营胡同开了一家live bar，取名叫school。

在刘非的回忆里，那并不是一段多愉快的时光，他和朋友一起搞的乐队joyside刚解散，“大家一下觉得没事干了，我们就在鼓楼东大街开了一个古着店。当时总觉得有种东西一下没了，心里那根弦就绷散了，每天都在喝酒。”

彼时，鼓楼东大街摇滚乐文化繁荣。许多乐手以MAO为辐射，在附近寻找营生。“我们来回溜达，一块喝酒，喝到新裤子的彭磊见到我们就躲。每当晚上，各个乐队的人就在那条街上晃，大家就在街上喝酒聊天。”刘非回忆道，“天天喝酒，不如自己开个酒吧。所以2010年我们就开了school。”

这情景听上去潇洒且酷，然而身在其中的人都倍感煎熬。因为joy side的解散，刘非一度对“干乐队”产生了轻微的怀疑，乐队的生存环境让他失望，“就觉得大家付出了这么多，但还是没什么变化，大家一直在准备风起云涌，却总缺少一个火山口去喷发。”当时，D22酒吧是摇滚乐队的新据点之一，诸如“赌鬼”、“刺猬”等北京超新生一代的乐队时常在这里聚集，D22酒吧突然停业，大家一下又没了据点，都陷入迷茫状态。

一开始，school选择了电子音乐，做得并不畅快。用刘非的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电子音乐也是音乐，“但让我们去做就是外行做内行。”思来想去，还是回到了做乐队的路上。

第一场演出在2012年的12月，开业那天，围观的人挤满了半条五道营胡同。

这场演出倘若放在如今，不啻为黄金阵容。第一支乐队是Rustic，其贝斯手是现在Click#15乐队的主唱；第二支乐队叫海龟先生；2013年1月1日，盘尼西林乐队登上舞台；同年9月1日，刺猬乐队做了他们在school的第一个专场。

“我们做场馆的人，得有责任感，责任就是培养年轻的乐队、新乐队。”刘非说。2013年，他创办了“超级学校霸王”活动，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弄成学生乐队的专场，给一些平时没有什么机会享受正规舞台的年轻的乐队，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保不齐在school演出的某一支学生乐队，就是下一个‘盘尼西林’。”

他与刺猬乐队相识还是2003年，赵子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非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当时刺猬乐队还叫失控体乐队，他们去北语演出，刘非就在现场听。“演出，不停地演出，下面就五个、十个人看，这种情况大家都经历过。”

“葡萄不愤怒”和“熊猫眼”在school演出时，还是高中生。“‘葡萄不愤怒’有两个成员是刚上大二大一的学生，其余都是中学生，演周六下午场，演出时还有家长跟着。”刘非道。

一代乐队的成长，需要三五年，“第一年不能做是没积累； 第二年第三年也不做，因为乐队还不够成熟。”到第四年、第五年，他觉得差不多了，就把乐队推出去。彼时，school已经成了“五道营格莱美”，每年都会有不少唱片公司业界的人来看演出，看着看着，有些年轻的乐队就被签了下来。

“ 节目火了，我挺高兴，我们苦了这么多年，大家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刘非说。

在《乐队的夏天》中，除了摇滚乐本身带来的讨论，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摇滚乐手的生存状态。旅行团乐队接手机彩铃的业务、赵子健跟石璐借钱买琴……很多乐队的成员为维持生活，不得不从事着其他职业，在音乐和维持生活中撕裂或妥协。

面孔乐队的成员没跨界，一直在做着音乐相关的工作，他们不愿提起关于生活的窘迫或富裕。“我们刚玩摇滚时，没什么车子、房子的压力，大家就想一件事就是做好乐队。

节目让乐队们“出圈”了。随着知名度的提升，面孔乐队的邀约也越来越多，曾经乐队接得最多的是乐器的代言，这个夏天开始有其他品牌找来。据经纪人估计，参加节目后，来洽谈演出的比以前多了三分之一。

在以往的音乐节上，面孔乐队不属于压轴乐队，演出费也不算高，据业内人士告知，即使商业运作非常成功的摇滚乐队，演出费也不过四五十万。

他们盘算着，如果挣了钱，开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室。“最大的计划就是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不用跑来跑去排练或录音，租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就能天天在一起踏踏实实做音乐。”

最没有综艺点的乐队

《乐队的夏天》八强名单中涵盖了中国内地摇滚每个阶段的乐队。而相比之下，新一代的乐队无论在话题性还是关注度上，都远超风格传统的老乐队。

这种感觉在对面孔乐队的评价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喜欢他们的，痴迷于那种跟时代稍微有些隔膜的疏离感，“他们的沧桑，真是经历时间之后的沧桑，音乐水准也没有退化，嗓音还在，表演也够认真，甚至在舞台上带点不知会不会被新生代喜欢的忐忑，又有爱咋咋地的潇洒。”而对他们无感的，则接收不到摇滚那种与生俱来的躁：“有种千帆过尽的感觉，相比其他的乐队，激情少了很多，跳不出来。”

“我很赞同大张伟，就是说摇滚乐或乐队，在现在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一点新意。面孔给我的惊喜不是很多，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唱旧的东西，在选曲、编曲都让我觉得很长辈，对他们的尊重多于喜欢。”一位乐迷告诉记者。

但面孔乐队无意去迎合年轻乐迷的审美。“我们不会去迎合任何的东西，我们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进步，并保持乐队整体它的风格。”

重组之后，面孔乐队的成员几经轮换，才形成了如今稳定的组合。就如同那个经典的哲学问题——当一艘船不停地顺次抽走一块木板，换上一块新的木板，当所有的东西都被换了一遍以后，这艘船还是以前的船吗？

在欧洋和陈辉看来，这种问题不会在面孔乐队中出现。我俩是稳定的，船长一直没换。换是有限度的——欧洋在愚公移山看到了刘忠演出，“一看是个很好的鼓手，就跟他联系，刘忠过来试几首歌，大家就很认可了。”吉他手吴金迪则是通过微博留言而加入——“新面孔和老面孔是同一个面孔，面孔两个字是我们的魂，乐手肯定是奔着我们这风格来的。不能他来了带来一个新风格，那他也不可能上这艘船。”

导演组也试图挖掘过他们身上的综艺点，但最终放弃了。“因为我们的确没什么点。我很拒绝去家里拍，希望有自己的隐私， 我们来是表现我们音乐的，不想过多拍音乐以外的东西。”欧洋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气，意味着排名。从排位赛开始，面孔乐队就一直在淘汰线边缘反复试探。跨界的多面手“新裤子”乐队彭磊、一出场就吸睛的“九连真人”、惹哭张亚东的“盘尼西林”乐队，还有鼓手石璐的金句“子健的缺点像星星一样多，但他的优点像太阳，太阳一出来，星星就看不见了。”乐迷和观众乐见这种反差萌和感动，乐见横空出世的惊喜，他们愿意了解音乐之外那个活生生的乐手。

但面孔乐队却坚持只用音乐来传达和沟通，甚至有些排斥话题。在排位赛演唱完《梦》之后，超级乐迷的嘉宾们说起1994年那场红磡的演唱会，镜头给到欧洋，欧洋眼睛里亮晶晶。事后，他还专门解释，“我没哭，我只是那几天睡得比较晚，特别累，我真没哭。”

执行经纪伊茹也不理解为何媒体特爱问1994年红磡演唱会的往事。“那只是三哥和邓讴歌以个人身份去的，并不是面孔乐队去的。其实这对于我们2007年重组的乐队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伊茹说，佛系的不仅仅是乐队成员，两个经纪人也并不在意更多的曝光，“我们要保护乐手的隐私，不想让他的私人生活太多暴露出来。”

拥抱不属于自己的时代

展现自我或是聚焦音乐本身，很难说这两种形式孰优孰劣，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面孔乐队在这场角逐中，优势微弱。

随着节目进程的推进，摇滚乐队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多支乐队的演出场子爆满，甚至出现了黄牛倒票的火爆场面。

而面孔乐队的脚步终止于九进七的淘汰赛。他们以301票位列倒数第一，

“面孔不适合综艺，表现更像前辈家长给孩子们坐镇打样，硬核被标签化表达就拘着了。”有乐迷在看完他们的节目之后评价道。

年轻一代更加善于展现与表达，他们很容易踏对时代的鼓点。“立人设、贴标签，这种是老乐队不具备，而且他们不屑于去做的事。年轻乐队真的会，你不用教他，或者你只要一点他。马上就通了。年轻人更懂得怎么去营销自己，怎么去跟这个时代去结合去做一些事。”刘非说。

仍在带乐队的李赤对于这点心有戚戚。比起以前，如今一个全新的乐队要好带得多。“现在媒体发达，火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成功的理由太多了，长得好看可以火、把词写好了也可以。但这俩东西都跟音乐没关。”李赤说，“我还是希望用音乐去打动人。”

“时代不一样了。”这是乐手和乐评人共同的感慨。

时代的改变似大船调头，缓慢而坚定，等船上人发觉，船头已经转了一个方向。在1对1的比赛中，盘尼西林乐队改编了朴树的《New Boy》，让张亚东潸然泪下。“听到那歌，我就想起小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状态……看到盘尼西林，时光好像没有改变一样，永远都有人是年轻的。”

可是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下去，当年的唱“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的朴树，变成了“朴师傅”，2017年，他将这首歌重新填词、编曲为《Forever Young》，那个满怀对新世界的热情，宣称要穿新衣、剪新发型的少年，如今唱的是“两眼带刀，不肯求饶。”

“现在的乐队，真得跟以前乐队不一样，我在中间特能体会到，新人是欢快轻松的，他们没那么沉重的枷锁。”刘非说。

作为前辈，时刻要接受后辈的冲击，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残酷而现实。

刘非去国外参加音乐节，看着老乐队越演越靠前，“恨不得中午一点两点去演出。”名噪一时的Hanoi Rocks乐队(河内摇滚乐队)曾启发了“枪炮与玫瑰”乐队，“又怎样？下午第二个演。你已经过气了，年轻人不关注你的东西了，他们状态很好，体力嗓子都没问题，当年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只不过稍微显得老了一点，但就是没人听你的东西了。 ”

面孔乐队坦然走进了这个可能不属于他们的时代。“我们是传统经典的形式，这种形式有它的不好，年轻人可能会不接受，但也有一点特别好，它不是一阵风，而是永远能让人挖掘出东西的宝藏。 ”

“只能说这个时代不是硬摇滚的时代，但是谁又知道下一个时代是不是呢？”刘非说，“音乐十年一流行，三十年之前是硬摇滚的时代，二十年之前是朋克摇滚的时代，十年之前是独立摇滚时代。音乐就这样，你怎么做，最后都逃不过布鲁斯那经典的三个和弦。”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北青深一度】创作，在今日头条独家首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