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这样两个人：一个用40多年的时间喝掉了两吨茅台，一个用18年的时间为国家供税超1400亿，对国家的经济作出极大贡献。

他们俩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烟酒行业的翘楚：“烟王”褚时健和“酒王”季克良。

那么二者是如何抒写出这样的传奇人生呢？一切还要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谈起。

烟草大王褚时健 少年卖酒攒经验

1927年农历腊月初一黎明时分，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江边一个临时搭建的木屋里。

父亲褚开运和母亲褚王氏在他出生前一直紧张担忧着，怕他跟之前的两个哥哥一样养不活。

为了不让还未出生的褚时健步两个哥哥后尘，褚王氏即将临盆前，褚开运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迷信，带着妻子离家跑到江边生孩子，希望借着江水的气运给还未出生的褚时健以加持。

褚时健没有让父亲失望，落地后哭声嘹亮有力，祖父褚发珍感慨地看着嗷嗷大哭的褚时健沉吟良久，嘴里呢喃出两个字：“石柱”

石柱，褚时健的小名，似乎也在冥冥中暗示了成年褚时健如石柱子一般沉稳、坚毅、踏实的性格。

时光荏苒，褚时健像所有普通孩子一样慢慢长大。15岁前，褚时健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虽然家乡物质匮乏土地贫瘠，但好在父母健在，父亲褚开运常年在外做生意，褚家在整个“矣则”村（褚时健家乡的村名）中的生活条件属于中上游。

15岁那年，父亲褚开运在外做生意时，被日本人的炸弹炸伤。一年后，褚开运离世，褚时健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父亲的离去断了褚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看着饱受生活打击的母亲和5个嗷嗷待哺的弟妹，身为大哥的褚时健只得放下学业，主动承担起了家中的大部分农活。

好在褚时健家里还有一个和三伯家共同经营小小的烤酒坊，那是褚时健爷爷留下来的遗产。

靠着这个小小的烤酒坊，褚时健一家人至少还不用饿肚子。也是从进入烤酒坊烤酒起，褚时健逐渐对经商有了觉悟。

喜欢观察、爱琢磨的褚时健在烤酒中发现：温度的高低影响着出酒率和粮食成本。为了降低成本，褚时健想方设法在烤酒时提高酒坊内的温度。

这样别人需要3斤粮食烤出一斤酒，他只用2斤就能烤出一斤酒，余下的的粮食不但够全家人果腹，还能有余钱让自己和弟妹们上学。

在褚时健后来的企业经营上，很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特点，都是他少年时在烤酒坊中参悟出来的。

比如烤酒中，褚时健不仅认真观察，还会将各种观察到的数据认真记录在本子上，方便他在烤酒、卖酒的各个环节中及时作出调整。

而卖酒时，褚时健每次挑酒到集市上，都会根据上一次卖酒所得的数据，故意少挑一些。

褚时健清楚，物以稀为贵，挑得少了，人家才会抢着买。每次卖到最后，褚时健都会用勺子敲敲酒缸，这是他在烤酒时学习的本领。

只要一敲酒缸，褚时健就知道酒缸里的酒的度数、成色如何。一旦他发觉度数、成色都不如刚挑卖时候得好了，就会立刻降价，半送半卖。

这样自己不仅不亏，还会拉拢很多回头客，觉得他做买卖实诚，下次还买他的酒。

也就是这一时期，褚时健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意”。

自传中，褚时健说：

“我从小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好，下河拿鱼要比别人拿得多，烤酒我也不输人。

做一件事，力气一样花，马马虎虎地做力气就白花了，认真总是没有错。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

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搞物质生产，就是消耗要低，质量要好。成本核算和产品质量都非常重要。

不管什么事，你要先搞懂才做，不懂的事，先向别人学习。不然你亏本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家里日子稍微好些后，褚时健重新萌生了读书的想法，已经小学毕业的褚时健心里清楚：没有文化今后什么也干不了。

1944年8月，安排好家里的一切，16岁的褚时健背着包裹独自踏上了去往昆明龙渊中学求学的路。

毕业后，褚时健参了军，打过仗、当过粮食征收员、当过铁路警察，因为在每个工作岗位都表现十分出色，1952年，褚时健成为华宁县盘溪区的区长，1957年担任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长，1958年底，褚时健到玉溪元江县红光农场工作。

褚时健说，这是他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低谷，那一年，他30岁。

努力工作 拯救企业触底反弹

红光农场的地理位置深处高山大峡谷谷底，常年温度保持在40度上下，周围环境荒草丛生，害虫毒蛇肆虐。

壮年突来的无妄之灾，并没有让褚时健像其他人一样唉声叹气，他清晰地知道，“情绪”向来都是没用的东西。

因此，无论是病得快要死了，还是饿得头晕眼花时，褚时健的心中都没有过多的绝望情绪。

只要身体情况稍微好转，褚时健就会认真地将农场分给他的各项任务做到极致。日常里，褚时健遇到唉声叹气充满绝望的同事时还会劝说他们：“莫生闷气了，有什么用？不要做没用的事，要找事情做”。

努力终究会有回报，1963年褚时健被调往新平的曼蚌糖厂，担任厂长。

这是个多年亏损的糖厂，全厂共有固定职工200多人，每年产出的糖虽然都会销售一空，但年底一算账，糖厂只赔不赚，需要靠着新平财政每年补贴20万元才能存活。

也正因如此，糖厂职工的待遇也很差，工资每年只能发5个月，工人们如果不出去打零工，连温饱问题都没法解决。

同年5月23日，褚时健到糖厂上班，工厂工人见到褚时健的第一反应是：寒酸得让人看不下去。

没有人拿褚时健当回事，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不少人。工人们已经麻木了，反正每天把机器开着就好，谁来谁走他们并不关心。

面对这样的厂子，褚时健没有灰心，他拉着工厂负责戛洒部分榨糖业务的工人，在曼蚌和戛洒之间的榨糖点考察了一次又一次。

饿了就在农家凑合地垫垫肚子，累了就在农户或其他工人家里简单住下。褚时健并不是不懂榨糖，在农场的日子里，因为吃不饱饭，褚时健曾经建议过将上报后余下的甘蔗榨些糖给大家补充营养。

建议被批准后，褚时健便做起了为农场榨糖的工作，原先褚时健并不知道怎么操作，但少年时烤酒的经验令褚时健敢于尝试，一来二去，就会了。

带队考察期间，褚时健每提一个问题都在点子上，这让糖厂工人感到诧异：从来没有一个新来的厂长这么了解榨糖工序。

工人们好奇的问褚时健是不是榨过糖，褚时健回答：榨过，但是不再厂子里。

往昔早已认命的工人们瞬间一改颓丧之气，感觉未来的生活有了盼头。

经过多方考察和尝试，褚时健找出了糖厂的亏损原因。结合他少年时烤酒卖酒的经验，褚时健亲自上阵指挥。

1969年年底，褚时健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让原本亏损的糖厂转亏为盈，整整净赚8万元。

在褚时健自传里提到，当年的工人说褚时健记错了，是净赚11.7万元，因为厂子连年亏损，所以他们对那年的净利润记得格外清楚。

第二年，糖厂的纯利润由8万上升至20万，第三年已经接近40万。

往后的日子里，糖厂发展越来越好，利润越来越高，厂里职工生活越来越滋润。

褚时健闲不住，解决了亏损问题后，褚时健又在糖厂加入了烤酒，并在糖厂规模壮大后，重新在旁边创立了纸厂。

在糖厂工作的16年里，褚时健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神话。

工作出色调往烟厂 成为烟王供税1400亿

1979年，褚时健由于工作出色，组织调任他前往玉溪拯救即将倒闭的玉溪烟厂。

对于玉溪，褚时健并不陌生。他曾经是玉溪地委的干部，玉溪人民得知褚时健将糖厂带领得风生水起后，便想到了他。

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亲自来找褚时健，对褚时健说：玉溪地区急需一位能抓好经济的领导干部，希望褚时健能过去做分管经济的副专员，两人一起把玉溪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褚时健表示：他更擅长管理厂子，人最好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

胡良恕听后，觉得有道理，给了当时的褚时健两个选择：去玉溪市当玉溪卷烟厂的厂长，或者去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

从面积上讲，两个厂子规模相当。但是从效益和当时发展上讲，玉溪卷烟厂不如塔甸煤矿。

不过玉溪卷烟厂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厂子在玉溪城里，而塔甸煤矿的地理位置在峨山县，离玉溪城十分偏远。

褚时健原本不想离开他辛苦打造的糖厂，但是心中却又觉得，这些大事应该回家跟妻子马静芬商量。

多年来，无论多苦遭多少罪，马静芬都一直在褚时健身边陪伴，从未动过离开的念头。

褚时健嘴上不会说，但是心里十分感激马静芬，如果没有妻子，褚时健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因此什么事情，褚时健都愿意跟妻子商量商量，听听妻子的意见和建议。

城市里出身却困在农村20年的马静芬压根就没思考，直接回答褚时健：“还考虑什么？当然是玉溪！”

褚时健不想去玉溪，但是看着头上已冒出银丝的妻子，褚时健还是作出了妥协，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

1979年，玉溪卷烟厂经历了20年的发展，因为各种原因，早已出现机构臃肿、生产力低下等问题，厂子里的领导拉帮结派，导致决策缓慢，无法落到实处。

不仅如此，整个烟厂的拳头产品“红梅”年产量才10多万箱，并且还不是全部出售，有很大一部分被积压在仓库里发霉。

所以玉溪卷烟厂的经营情况可想而知，工人工资也只有其他厂子员工的一半，技术工一个月才30元，普通员工只有10多元。

由于厂内环境也不好，很多工人都得了气管炎。

地方也想办法找过人才来拯救卷烟厂，但是那些人才来这里不久，就全都走了。

玉溪当时的技术员、后来成为著名的红河卷烟厂厂长的邱建康说：“在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之前，前几任厂长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其实，褚时健对当时的烟厂也有点犯怵，去玉溪前，褚时健对妻子马静芬说“去烟厂，有点怕”。

马静芬理解丈夫，他知道褚时健不是怕搞生产，而是怕烟厂里错综复杂、拉帮结派的人际关系。

果不其然，刚到卷烟厂的褚时健就被原先的12位领导人给了个下马威，直接把拖家带口的褚时健分配到了一个满是污水、年久失修的只有20平米的员工宿舍里。

来到玉溪的第一晚，褚时健一家三口是在一堆木条木板木箱的包围中度过的。

后来，烟厂管生活的党委副书记例行工作过来看望，褚时健指着自己的职工宿舍问：“你们是不是和我住一样大的房子？”

副书记面露囧色：“要大点。”

褚时健说：“那怎么给我住这么小的？”

副书记不好交代，只得说去查查，第二天就把前厂长住的48平米的房子分给了褚时健。

房子问题解决后，为了解决心中的“怕”，褚时健专门找了地委书记胡良恕。

褚时健对胡良恕只提了一个要求：一年之内，凡是到地委告他状的，胡良恕都不要管，让褚时健自己处理。

胡良恕二话没说，便答应了褚时健的要求，并正式地将褚时健这一要求写到了文件中。

拿到尚方宝剑的褚时健开始在厂子里大胆放手抓生产，褚时健发现：厂里的员工大多懒散，上班时候不是打盹就是闲着聊天，干活的人极少，偷奸耍滑的却很多。

其次，拳头产品“红梅”因为质量问题，退货量也很大。

群众反映，一包烟应该是20根，“红梅”的里边却经常出现18、19根的情况。

一条烟是10盒，红梅却出现了9盒的情况。

厂子里的环境卫生也让人堪忧，散烟东一根、西一根地乱放。

地面脏乱差，好像长时间没有打扫，厂子里鸡鸭鹅乱飞。

褚时健询问后得知，因为厂子效益不好，这些是养起来给职工们补身体的。

褚时健气得头发懵，在糖厂时，每一根甘蔗的摆放、机器的清理，褚时健都要求工人们做得仔仔细细一丝不苟。

烟厂让褚时健大开了眼界，褚时健准备大干一场。褚时健找到原先的12个领导班子解决问题，但是那12个人分成两个帮派。

褚时健在时，两个帮派合二为一，一起排挤褚时健；褚时健不在时，两个帮派各站阵营，斗得你死我活。

12个原有领导都不听褚时健的，褚时健一让他们解决问题，几个人不是推三阻四，就是去胡良恕那告褚时健的状。

胡良恕劈头盖脸就给前去告状的人一顿臭骂：“不看看什么时候了？以后配合好褚时健就行了！”就这样，在胡良恕的配合下，褚时健的工作终于正式展开。

他先是在厂里开了职工大会，严肃地告诉职工们，以前的不良工作习惯不会再被惯着了，再发现，一律处罚；

其次，他直接跑到了地委找胡良恕要求调走一直跟他对着干的一位林姓党委书记，褚时健很强硬：“他干，我走！我干，他走！”

最后，褚时健根据国家政策给厂里工人们涨了工资，并坚持亲自在第一线监督，带领着工人们从卫生、质量逐一抓起。

在褚时健的一点点努力下，玉溪卷烟厂逐渐从濒临倒闭上升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烟草企业，玉溪卷烟厂也改名为“云南红塔山集团”。

18年来，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累计创造利税超1400亿元，褚时健也创造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神话，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烟王”。

而在同一时期，能与“烟王”褚时健相媲美的，自然就是烟厂的老邻居——贵州茅台酒厂的“酒王”季克良了。

江南书生研究酿酒 为提升质量喝2吨茅台

1939年4月，季克良出生于江苏南通，是个不折不扣的江南书生。

毕业后，季克良带着一腔热血，一头扎进了茅台镇的怀抱。

从老家到茅台镇，需要九天时间，在从遵义到达茅台镇等车的三天里，季克良忍痛掏了3角六分钱，给自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杯茅台。

茅台酒的沁香和灼热温暖了季克良强壮的胸膛，季克良陷入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中。

然而，一下车，季克良立刻就被茅台镇浇了一头冷水。

眼前荒寂、破落的景象让季克良滚烫的心瞬间凉了一大截，季克良定了定神，决定先看看再做决定。

所谓祸不单行，当晚，季克良的行李就被偷了，这无疑是给原本就窘迫的季克良雪上加霜。30年后，记者在采访中问季克良：“当年那种情况你有没有想走？”

季克良不是很习惯谈论自己，想了半天才说：“没有想到走，我想，自己是团员、班长，怎么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

当年的茅台厂一直在走下坡路，1000多亩的厂子，只有1/5发挥产能，年产量才200多吨，年亏损量高达84万元。

那时厂里的职工一个月才几十块钱，为了维持厂子，厂里只能不断地向外调职工。

这件事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周总理指示：要起用有关专业的大学生，针对茅台的品质逐一研究分析。

就这样，季克良在国家的号召下，进入了厂子，前往生产研发的第一线工作。

刚开始，季克良从技术员做起，拉车、背糟、踩曲、除甄。

不管是哪个环节，季克良都努力认真学习，反复比对做记录。

采访中，季克良说：“背酒糟时，常常因为重心不稳摔下酵池，烤酒时常常累的晕过去，高温作业环境下，衣服从来就没有干爽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5年，季克良通过学习在全国第二届白酒技术协会上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我们是如何勾兑酒的》。

随后，他又逐步凭借着积攒的经验找到了提高茅台酒质量的九种方法。

在季克良的努力下，茅台酒的生产质量大大提高。

后来，季克良被下放，下放的三年里，季克良在车间里干遍了苦活累活，也练就了只用鼻子，就能准确判断出茅台酒的年份、香型及酒精度是多少的本事。

采访中，季克良回忆起那段时光说：“说良心话，如果不是那三年，我感觉我在茅台会没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

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总理专程用陈年茅台酒招待，瓶盖一打开，酒香顿时溢满整个大厅，香味浓郁而不干焦，酒香历久不散。

“茅台热”就这样在周总理的带动下，传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茅台的产量也逐年递增。

1978年，茅台厂终于在亏损了十七年后，迎来了首次盈利。1983年，季克良升为茅台厂厂长，但由于是技术岗位出身，季克良还是希望自己能回去专心搞研究。

两年后，季克良终于等到批准，重新回到技术岗位。

随后，季克良又根据茅台的特色给出了“茅台喝出健康来”的独到见解。

季克良表示：一瓶茅台，从选水到销售总共需要5年的时间。

五年里，生产出原酒后，要先存放3年，3年后原酒取出用来进行勾兑后，再存放2年，方才能出厂。

茅台酒是用赤水河水酿造的，里边经发酵后含有上千种微生物，有九百多种香气成分。

研究发现，茅台酒含有对人体有益健康的乙酸、乳酸和酚类化合物等物质，适量饮用有益健康。

这一理念，令茅台酒的销量再次翻番。

2003年，茅台产量首次突破一万吨，季克良成了当之无愧的“酒王”。

在季克良的带领下，截至2011年季克良退休，茅台的销量已经达到240多亿元。

而季克良自己也在采访中表示：“为了研究茅台酒，他这个平常并不喝酒的人，在酒厂工作的40多年时间里，足足喝掉了两吨茅台酒。”

2016年，在有心人的安排下，一直互闻其名却未见其人的“烟王”褚时健与“酒王”季克良在一次会议上相见，二人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久久不放。

2019年，烟王褚时健在云南逝世，享年91岁。

2021年，82岁的酒王季克良参加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召开的，“为50名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事业杰出贡献人物”颁奖典礼，在典礼上获得纪念奖章。

视频中，头发花白的季克良依然能够拿着铁锹，向技术人员演示当年的传统工艺。

时光虽催人老，但老一辈企业家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确是永远鲜活，历史记录了他们付出的每一页，他们的事迹将在史料中被经久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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