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广场往西直走，经过新华门继续直走到府右街南口，再向北转个弯沿着中南海红墙直走。

当看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的时候，就可以向左手一拐，这时候，你会看到两扇很不起眼的青灰色大铁门。

而这里，就是周总理、邓颖超夫妇的住处——西花厅。

作为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很多人都不明白周总理怎么会选择西花厅作为居住的地方？

其实，周总理在中南海的住处一开始并不是西花厅。而之所以搬到西花厅，则是因为一个人和一种花。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周总理

今天的简史档案馆就跟大家聊聊周总理夫妇在西花厅的趣事。

一人一花成为了周总理搬家的原因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从西柏坡搬到了北京，而首选的落脚处，正是香山。

当时新中国正处于紧张的筹建之中，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每天都是日理万机。

因此，每一位领导人几乎天天都要好几次地在西山与城里之间来回往返。

可是当时路况很差，导致车子根本无法平稳的行进。所以每次在路上花费的时间都是很多的。

因此，在几位领导人的商量之下，大家选择一起住进中南海。

而周总理最早选中的院子，便是丰泽园。

林伯渠

丰泽园一共有三进院子，周总理最早是和林伯渠分别住在里院的5间正房里。

过了一段时间后，毛主席也搬进城来，周总理便把里院给毛主席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中院的正房里。

后来因为毛主席的家属和办公也需要地方，周总理为了能让毛主席更好的处理工作，便又搬了一次，住到了丰泽园外院的东厢房。

后来在开国大典之后，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再住到丰泽园外院就十分不便了。

于是，1949年11月，周总理和邓颖超搬到了西花厅，将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周总理夫妇自己选中的，他们十分满意和喜欢。

邓颖超

后来有人问邓颖超为何会选择在西花厅居住和办公？

邓颖超回答道：

“选中这里是因为恩来在4月份来过这个小院一次，他喜欢这种花，也爱上了这个小院。”

至于是什么花？

不卖关子了，其实周总理喜欢的花就是海棠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搬家的时候，周总理一下子就想到了西花厅的原因。

这个院子除了大量的海棠花，还有各种树，前院还有几十株牡丹，周总理喜欢这种素雅。

曾经有人以为周总理最喜欢的是马蹄莲，其实并不是。

对此邓颖超专门向大家澄清，其实他们夫妇二人最喜欢的一直都是海棠花。

邓颖超

值得一提的是，从丰泽园搬到西花厅后，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直再没有搬动，在此生活了足足26年之久。

后来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还继续居住了16年，可见两人对西花厅的喜爱。

周总理夫妇给秘书孩子起小名

既然说起来，那西花厅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是西花厅内部的结构，是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的，外院很大，东墙下面的马路也是细细长长，还有垂柳种栽，柳树下又是流水，十分雅致。

西花厅一角

进门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假山，假山南端有个小巧的水榭，不过池子里面早就干涸，既没有水，也没有莲花。

于是在周总理住进来之后，警卫员们便在这个池子里面种上了向日葵、玉米、花生等作物。

就这样，水池变菜地。

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和邓颖超要是想吃这里的菜，还得付钱呢，不过这都是玩笑话了。

再走到前院，台阶上便是一座坐北朝南的老式厅堂，这个漂亮气派的厅堂走廊外有一个长方形大平台。

这个大平台大概有1米多高，四周是青砖花墙，厅前的横匾上书“西花厅”三个大字。

西花厅一角

而这里，便是周总理夫妇接见和宴请外宾的地方。

西花厅平台的对面，有一个椭圆形的花坛，花坛四周种满了白皮松和花果树等几种茂盛的常青树。

而中间便栽种着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喜欢的海棠花。

每到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院里花满枝条，透过粉白花瓣，阵阵香气溢满空气。

这是周总理夫妇最爱海棠花的原因！

后来在1970年5月份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周总理和邓颖超还与西花厅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树下合影。

与大家合影后，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单独照了一张，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是邓颖超和周总理的最后一张合影。

西花厅合影

海棠花开的季节，周总理和邓颖超最喜欢的就是饭后来这里散步。

说起西花厅，这里可谓是周总理夫妇生活的非常快乐的地方，而有一件事情，更是尽显了周总理的幽默。

最初周总理搬到西花厅的时候，政务院的副秘书长齐燕铭便住在水榭旁边。

后来齐燕铭调到了文化部，搬出了中南海，于是邓颖超的秘书张元一家便带着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

令人捧腹大笑的是，张元的几个孩子分别叫做“大米”和“二米”。

而这个奇怪的名字，居然还是周总理亲自给起的，这是什么由来呢？

刘三源

原来是张元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中共另一位机要工作者刘三源的妻子也几乎同时分娩。

所以两个孩子基本上是同时出生，而且还一起在哺乳室紧挨着。

张元的孩子又白又胖，像一粒大而白的大米，而刘三源的孩子又黑又小，像一粒小而黄的小米。

所以周总理便给两个孩子取小名，一个是大米，一个是小米，大家也大米，小米的叫开了。

后来张元夫妇带着孩子去香港工作和生活，广东人喜欢叫人“阿什么”，所以大米就被叫成了阿米。

后来张元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周总理便逗笑道，既然第一个叫大米，第二个叫二米吧。

周总理、邓颖超

可以说，这两个孩子也与周总理、邓颖超夫妇结下了一段西花厅情缘。

周总理不让干部换电话号码

从1949年搬进来，到1974年因病住院。

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度过的。

其实刚搬进来的时候，周总理的卫士曾经专门找来一张漂亮的大写字台，但是周总理不愿意用新的，一直用一张旧的办公桌直到去世。

办公室里也很简陋，除了有一座毛主席的半身塑像，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

在周总理如此长的任职期间里，仅有的唯一一件新家具是毛主席在1972年送给他的一张沙发椅。

毛主席

当时周总理身有沉疴又不愿意去医院，于是毛主席为了让周总理能够消除一下疲劳和好好休息一下，便送给了他一张新的沙发椅。

但除了这张沙发椅，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和刚搬进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一丝丝差别。

甚至更让人意外的是，连周总理办公室值班秘书供群众打进来的电话号码也没有变过。

其实电话局里面曾经有一位干部想要把电话号码变换一下，因为他觉得周总理实在是太忙了，电话又这么多，周总理太累了。

于是这位干部建议要不改一下电话号码，要不就不要把号码印在电话号码簿上。

周总理得知后，立刻阻止了这位干部的做法。

周总理

不过周总理并没有批评这位干部，而是幽默地说道：

“这位同志真会想办法割断我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周总理的幽默，轻松化解了一场错误的好意。

说到这里也不难看出，办公室以及工作对于周总理的含义，是非常巨大的。

在进城之后，中南海上至毛主席，下至所有的秘书卫士，所有人都有一个一致的认同：

周总理是最忙的一个人。

的确，周总理工作起来可以说真的是废寝忘食，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左右，甚至有时候要超过20个小时。

因为长时间的过度疲劳，周总理出现了流鼻血的症状，但是周总理让工作人员稍微治疗一下后，又开始继续工作。

邓颖超

邓颖超每每心疼地说道：

“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为了能让自己完全投入工作，周总理的手边总是放着一盒清凉油，累了就在太阳穴上面擦一点，刺激一下疲劳到极点的神经。

而办公室的保密性，周总理更是做到了极致。

周总理办公室的钥匙只有三把，周总理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当周总理本人不在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入他的办公室，就连妻子邓颖超也是如此。

从周总理的极其细密和谨慎上不难看出，周总理对于组织原则以及纪律的恪守。

周总理、邓颖超

对于只在某一级别范围内沟通的事情，绝不外泄，哪怕是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

周总理夫妇终于有了“孩子”

过了一些时日后，在周总理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新世也住到了西花厅。

说起孙炳文，早年跟随朱德一起去海外寻找真理，1922年在欧洲的时候，结识了周总理，并同时入党。

但是在1927年的时候，孙炳文不幸被捕，惨遭屠戮。

当时孙炳文留下了5个孩子，分别是孙宁世、孙济世、孙维世、孙名世、孙新世，而当时孙新世还没有起名字。

为了坚持地下工作，孙炳文的妻子便把最小的孩子托付给了丈夫的好友黄志。

朱德、孙炳文

为了安全起见，黄志为这个孩子取名为黄粤生，黄粤生安全地在黄家长大，称呼黄志为爸爸。

后来黄志把黄粤生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她，黄粤生很思念母亲和兄弟姐妹，于是在1949年7月来到香港。

按照事先的联络点，黄粤生先找到了乔冠华的夫人龚澎，龚澎又联系上了周总理。

在安排下，黄粤生终于回到了北平，见到了周总理夫妇。

周总理看着黄粤生，眼泪就落了下来，抚摸着黄粤生的肩膀，周总理潸然泪下：

“可怜的孩子，总算把你找到了。”

随后黄粤生得知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十分遗憾，而周总理为了给黄粤生翻开新的一页，便为其改名为孙新世。

可以说孙新世已经算是周总理夫妇的孩子了，而严格来说，孙维世更像是周总理夫妇的孩子。

邓颖超、孙维世、周总理

孙维世早早地就被周总理夫妇收养了，于是孙维世一直喊着周总理夫妇为爸爸妈妈。

而孙新世刚刚来到这里，当时也已经成年，实在是不好意思跟着姐姐一起叫爸爸妈妈。

后来在姐姐孙维世的影响下，孙新世也开始叫周总理夫妇爸爸妈妈。

这让喜爱孩子的周总理夫妇十分高兴！

周总理夫妇也十分疼爱孩子们，经常把外宾送给他们的芒果、腰果、菠萝蜜等等罕见吃食，全部带回到西花厅。

孩子们也十分有口福，每次看着孩子们吃得很香，周总理夫妇也是十分欣慰。

周总理批评同志们不让大修西花厅

西花厅住了这么多年，其实也经历过三次修葺。

周总理合影

第一次是1959年，当时周总理出国访问外宾，邓颖超也没在北京。

于是为了加固建筑物，秘书们便对西花厅做了一些简单保护性的内装修，粉刷了一下墙，还铺了地板。

但是当周总理回来之后，忽然看到西花厅焕然一新，周总理十分生气，批评了主办的几位同志浪费。

接着，周总理生气地走了，还临时住在了钓鱼台。

后来经过几位老同志劝解，周总理才终于不再生气了。

原来是周总理觉得自己是总理，要带一个好头，如果自己装修奢靡，那么影响也不好，还可能会带一个坏头。

陈毅、周总理

自此后，再也没人敢提及装修房屋的事情了。

第二次是在1965年，这也没有大动，周总理只是让工作人员把那些年久未修的漆皮脱落的地方重新修理一下。

但是周总理还是强调了一点，那就是不许花公家的钱。

工作人员看周总理终于答应了，便开始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算过账后，大概需要花费2万元。

工作人员便上报给周总理：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您看怎么办？”

左一为周总理

周总理沉思了一下：

“暂时放下吧，以后再说。”

简朴的周总理还是没有花费甚多去修理西花厅啊！

第三次便是在1979年，也是周总理去世之后了。

当时中南海全体修缮房屋，工作人员便向邓颖超建议，也让他们帮着一起修一修客厅地板，防止坍塌。

但是邓颖超坚决不愿意，还说道：

“这房子虽然老点，一时还坏不了，恩来住了几十年都没粉刷过，我不能走，就这样住很好。”

邓颖超、周总理

其实，邓颖超哪里是不想修呢？只是她老人家实在是舍不得有过周总理痕迹的西花厅啊！

就这样，所谓的三次修葺其实也并没有怎么大修。

时至今日，西花厅内还是能够感受得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生活过的痕迹，而后院的许多摆设更是如生前一般。

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一生朴素简单，对不是自己孩子的好友遗子更是胜似亲生。

周总理夫妇，正如他们所喜爱的海棠花的花语一样：

温和、美丽、

海棠花

致敬伟大的周总理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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