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的一天，小城江津西门外的鼎山山麓。

一群人面带悲色，肃穆而立。周围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

领头一人哀伤地读完祭文，一副棺木缓缓落入墓穴。人群中响起一阵悲泣，悲痛笼罩着这片小小的山林。

人们在哀叹一代人杰就此陨落。

棺木之中躺着的便是陈独秀——中国近代史上无法忽视也无法绕过的人物，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便是在这西南小城中度过。

在江津，陈独秀远离时局的喧嚣，却也过得寂寞艰辛。日子磕磕绊绊，频繁搬家，明明家中有巨款，却常常无米下锅。

这一切又是为什么？陈独秀的晚年过得到底如何？

陈独秀的压抑

1938年7月，陈独秀和多年分别的姐姐一家人一起武汉乘船抵达大后方重庆。原本陈独秀一行人计划在重庆安定下来，可是只在重庆呆了大概一个月，陈独秀便深感留在重庆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的不容许”

无奈之下，陈独秀一行人又搬到位于重庆上游的小城江津，盖因为此处“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

此时的陈独秀未曾想到，这座西南小城会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到江津城内也不是很安稳，次年5月陈独秀后来又不得不搬到江津城外的小镇鹤山坪。

在江津，陈独秀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频繁搬家。他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判刑13年，虽然因为抗战爆发他被提前释放，但是数年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对陈独秀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出狱之后，陈独秀从武汉到重庆又到江津，再从江津到鹤山坪，舟车劳顿颠沛数地；来到江津之后，又因生计问题，搬家频繁。陈独秀在江津先后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院子、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

这样居无定所的生活，对一个垂暮之人来说，不仅体力上难以支撑，心理上更是难免产生凄凉的感觉。陈独秀只得哀叹“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而已。”

在江津几经辗转，陈独秀最后落脚在石墙院里，算是终于有了一个过得去的安稳居所。

这个石墙院乃是前清进士杨鲁承的旧居，在当年算得上气派非凡，然而等到陈独秀入住之时，已经是年久失修，有些破败了。陈独秀住进石墙院之时，一共占了两间房，一间用作陈独秀读书写作的书房，一间则作为他和潘兰珍的卧室。这两间房都有些破旧，地面潮湿且凹凸不平。

相比居住条件，更让陈独秀心生凄凉的则是信息的闭塞。

石墙院位置偏僻，从石墙院往返一趟江津县城还有6个多小时的路程。这使得陈独秀的一些友人学生也无法时常过来探望，而且看报纸都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陈独秀只能依靠好友邓仲纯不定期地拜访，送来报刊杂志，才能了解外界的时局和信息。

这一切都让陈独秀的精神变得压抑和痛苦，他后来给友人沈尹默的诗中将这种感觉展露无遗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民；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儒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谐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陈独秀的固执

陈独秀隐居在江津，虽然他已经没有党派所属，但是国民党依旧对其不放心，派人定期监视。陈独秀看似闲云野鹤的生活其实并不自由。

据当时江津县长黄鹏基回忆，重庆方面常常派人来侦查他的行动，每一两个月便要来问问。有一次有个德国友人给陈独秀打电报问候，特务就立即登门查问。

章士钊去江津看望陈独秀，也要先经过蒋介石侍从室的批准。临别之际，陈独秀送章士钊一段路后，便停步不前，说“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

这样的情形甚至持续到陈独秀去世。陈独秀下葬时，卫戍司令部特意派人全程监视，为他料理后事的邓蟾秋叔侄，也受到特务的严格盘查。

除掉日常生活被特务监视，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更是穷困潦倒，甚至常常无米下锅。

出狱之后陈独秀无党无派，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出任劳动部部长，也被他严词拒绝。蒋还愿意出资10万元，让陈独秀成立新的政党，也被陈独秀拒绝。

此外，陈独秀也没有在社会上担任职务，完全是一个自由人，经济来源上甚不稳定。陈独秀晚年固定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北大同学会每月300元的资助和他在《时事新报》主笔每月160元。

时局动乱，物价飞涨，这两笔钱即使能按时收到，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了。

陈独秀的友人包惠僧曾经回忆到“他们（陈独秀）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都是些破烂桌椅，生活很苦。”

朱蕴山也曾回忆：“当时陈独秀可怜得很，没有东西吃”

后人寻访到鹤山坪时，当年老人回忆陈独秀因为生活困顿，不得不和潘兰珍在住所旁种地，种些蔬菜。村民还常常看见陈独秀在乡间捡牛粪，以用作肥料。

为了生活，陈独秀几次三番卖过书法作品，但这在战乱年代的西南小城， 又有几人能识得陈独秀的墨宝，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碍于生计，陈独秀不得不接受朋友学生的接济。但是陈独秀很有原则，有两类人的钱他是坚决不收。

其一是国民党高官的钱不要。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赠陈独秀5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依旧被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拒绝。

其二是叛徒的钱不要。任卓宣曾经是我党高级干部，1928年被捕后叛变，后来做到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他曾经给陈独秀寄去200元大洋，而陈独秀却叫人按原址退回。

而在陈独秀最后一任妻子潘兰珍的回忆里，当家中无米下锅时，其实陈独秀还有一笔巨款，可是陈独秀却死活不肯动用。

关于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潘兰珍的回忆是2万元，也有说法是5000元。这笔钱是陈独秀当时在写《小学识字教本》，出版社所付的预付稿酬。

既然是预付稿酬，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在无米下锅的时候还不肯用呢？

原来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建议将书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而陈独秀偏偏又是一个固执的人，自己的书稿“一字都不能动”。

因为这个原因，陈独秀宁肯典当衣服也就不愿花这笔预付稿酬分毫。

就在这样的“固执”之下，陈独秀在江津过着贫苦的生活，经常半个月都看不到一点荤腥。有一次好友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陈独秀为此写了一首诗道：

“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诗中的贯休是唐朝末年的画家，因为避难到了四川也曾经一度穷困潦倒。此情此景，陈独秀自比贯休，由此可见陈独秀生活的窘迫。

陈独秀的贫苦，这更像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试想以他在中国政坛的地位，只要腰稍微弯一点，态度软一点，好日子有那么难吗？国民党时时派人请他出山，但都被陈独秀一次次地拒绝。这也足见陈独秀的风骨，宁愿过苦日子，也不会改变自己的革命意志，更不会向曾经的敌人低头。

最后的“抛”字

在江津的日子里，陈独秀一直受到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折磨。生活的窘迫，战时的医疗条件也有限，陈独秀也只能寻求偏方的安慰。

有一次，陈独秀听闻蚕豆花熬汤可以治疗高血压，便让妻子潘兰珍去弄点蚕豆花来试试。谁曾想，蚕豆花喝下去之后，陈独秀出现了腹胀的症状，几日后更是发烧，多次晕倒。虽然经过抢救，陈独秀苏醒了，但是身体却被彻底击垮，病情也不断加重。

1942年5月27日晚，饱受病痛折磨的陈独秀走完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

而此时他倾注了后半生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只标注到“抛”字，这似乎是陈独秀的宿命，他也终于抛下了所有。

晚年陈独秀

而这一个“抛”字，着实让人心痛。

抗战胜利后，陈独秀的棺木在儿子陈松年的护送下回到了故乡安庆，漂泊一生的陈独秀终于可以安定下来。

全文完

本文参考资料

寂寞江津客——陈独秀的晚年岁月

揭开尘封的历史——陈独秀客死江津的民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