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鑫

编辑 | 何雾

1

一

查出肝癌晚期五年后，年近60岁的铁路工人唐崇年没能等到女儿最后一面。

唐崇年的葬礼并不算风光。去世后，唐崇年上午被送去火葬场，家人在中午摆了流水席招待宾客，丧礼便告终结。

60多人出席的丧礼唯独少了唐崇年的女儿唐丽。

2013年12月，唐丽因销售假药罪被连云港警方刑事拘留。一审判决书显示，2011年至2013年12月，唐丽从张旭处购进易瑞沙、格列卫、特罗凯、多吉美等药品共计150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4年9个月。

据与唐家私交甚好的另一名当事人马前介绍，唐丽的情况与其他几名“药商”不同，“她因为父亲有肝癌，为买药趟进了这潭浑水。”

唐崇年曾是徐州市肿瘤医院的“治疗奇迹”。

2012年底被查出肝癌晚期时，医生认为他“不经治疗，不会超过3个月”。但唐崇年最后生存了四年多，主治医生陈国民认为印度版“多吉美”起到很大作用。

在2013年第一次实施介入治疗后，唐崇年开始服用靶向药物“多吉美”——它由拜耳公司生产，主要针对晚期肾细胞癌和肝癌，于2006年进入中国。根据中国医药健康产业数据服务商药智数据显示，2010年该药在江苏售价25000元/盒。而当时唐丽为父亲购买印度版只需2000元上下。

一审判决书显示，唐丽主要做徐州市区、丰县、沛县各大医院的业务。但家乡的地理优势为三名徐州“药商”开拓外省市场创造了机遇。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素有“五省通衢”之称，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道。起诉意见书显示，马前、马庆志、唐丽通过上门推销、发放名片等方式联系江苏连云港、徐州、宿迁、山东济宁、河南永城、安徽淮北等地区医院的医生。

当有患者需要抗癌药时，医生与马前、马庆志、唐丽、马毛毛等人联系，银行汇款、现金交易兑付药款，“药商”们通过医生将上述药品转卖给患者，从中牟利。

据三名徐州“药商”的上线张旭回忆，从2011年底到2013年，他总计卖出4、5千盒印度版“易瑞沙”、“格列卫”、30多盒印度版“多吉美”到徐州，其中“多吉美”多数是唐丽买来为父亲治病。

唐崇年、唐丽所生活的小区内景 摄：陈鑫

然而，生活如一杆不断被加码的秤，逐渐失衡。2013年底唐丽被抓获后，唐家少了1名劳动力，仅凭唐崇年约2000元/月的病休工资让这个被疾病折磨的家庭难以为继。

按照足量4粒/天的用药标准，一盒印度版“多吉美”刚好够吃一个月。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唐崇年偷偷瞒着家人减少了用药量。加之购药渠道切断，唐崇年曾有半年没有服用“多吉美”，体内肿瘤出现复发迹象。

据其主治医生陈国民介绍，唐崇年患病两年后，其妻子曾向他询问，“多吉美吃不起了，能不能不吃？”陈国民否决了这一提议。唐崇年属于对“多吉美”特别敏感的患者。如同刹车之于汽车，停药意味着刹车不再，他的病情将不可控制地加剧。

在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下，陈国民只能建议唐崇年减少用药量。唐崇年甚至5个月只吃了一盒药。后来，家人辗转找到香港的购药途径，唐崇年才得以“续命”。

在多吉美的治疗下，唐崇年又活了四年。2018年3月，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二

同为徐州人的马前、唐丽、马庆志是典型的熟人圈子。三人均从“张经理”手上进货，但卖药却各凭本事。

马前开始卖印度药源于他丰富的医院资源。用他的话说，“淮海经济区的三甲医院医生，跟我都是朋友。”

年近50岁的马前始终认为，医院是一门“只要进去，就赚得到钱”的“好生意”。

2008年左右，马前就做起了抗生素生意。他特别强调这是“正规渠道”。江苏有近500家药企，马前挂靠其中一家公司走账。但他认为药品销售的压力过大，“每天都是应酬，对方却不一定用多少药”。他逐渐将业务重心转到了医疗器械。

2012年下半年，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马前联系到网名为“为人民服务”的“张经理”，向其购买印度版“易瑞沙”、“格列卫”、“特罗凯”等药品。

据马前回忆，他从“张经理”那里拿货每盒是900元，但由于运输成本高，他卖给病人时加了几百元，为每盒1200元左右。

马前说，那时，抗癌药在非一线城市并不算常见，“给医生搞到这个药，他能买点我其他的（设备）。”

马前坦言，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家属，都没想过靠卖药挣钱。他记得，安徽省肿瘤医院的一名主任曾向他“说情”，希望能给两名家境困窘的肝癌病人“再便宜点”。最终，马前同意以进货价卖给他们，但要求他们来徐州取药。

一审判决书显示，2011年10月至12月，马前从张旭处购进四种抗癌药共计10万余元，因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此时，他已在看守所度过两年。

“经济类犯罪在看守所里还是比较受人尊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卖仿制药的）。”他说。

从看守所出来后，马前开了一间主营汉拓画像的古玩店，但“生意不好做”。“以前的路子全都断了。现在哪个医院还敢和我们打交道？都受我们牵连。”他若有所思地说。

三

与唐丽一样，柳杨也是因母亲患病才走上卖药的路。

据柳杨父亲柳治忠回忆，2004年10月，柳杨的母亲在江苏省肿瘤医院被查出肺癌晚期，化疗6个月未见效果后，有医生向其推荐了2005年刚刚进入中国的肺癌靶向药“易瑞沙”。

正版“易瑞沙”16800元一盒，一年需花费20多万元，让柳治忠难以承担。有病友告诉他，“网上有这种药”，他决定一试，从病友那里花3600元买来一盒印度仿制药。

2005年，柳杨大专毕业，进了连云港一家医药公司做销售代表。为给母亲治病，他请高中同学张旭帮忙在网上查找靠谱的中间商，希望能买到便宜而有效的印度版“易瑞沙”。

几次买下来，柳杨母亲的肿瘤明显缩小，柳杨拿药的价格也越来越低。一瓶印度版“易瑞沙”的价格从最初的3600元，降到2000多元，最便宜的时候只需800元左右。这让柳杨意识到，“这个行当水分很大”。

在这期间，柳杨认识了来自湖北武汉的喻甦，从她手里拿到了更低价的药。柳杨母亲吃上印度药的消息在病友中传开，其他癌症患者也委托柳杨代购。柳治忠记得，柳杨“一开始都没加价，直接寄给本人，后来才加50块钱，算是劳务费。”

2010年，柳杨因卖假药被江西省宜春市警方抓获。据柳杨的辩护律师姚德波介绍，检察院认为，其售卖的药品检测结果与原研药一致，属情节轻微，决定对其不起诉。

柳治忠从宜春将儿子接回连云港后，曾告诫他“不要挣这50块钱”。但遇到过去的熟人找过来，柳杨也很难拒绝，就连柳治忠有朋友母亲患肺癌时，他也让柳杨帮着带几瓶印度版“易瑞沙”。

2014年，柳治忠从他人处听说连云港正在侦查一起“假药”案件，曾问过柳杨是否与此事有关，柳杨表示只卖给喻甦和张成阳。

柳杨口中的张成阳任职于西安某三甲医院肿瘤部，也是本案中唯一一名被起诉的医生。

张成阳的笔录显示，2007年，因小姨患有肺癌，他开始在网上找印度生产的“易瑞沙”，后来通过QQ群联系到了柳杨，以1800-2000元每月购买一盒，直到2008年年底，其小姨去世。

他重新买药是在两年后。张成阳出诊时遇到一个女病人需要吃“易瑞沙”，便联系柳杨购药，“当时给病人也是这个价钱”。

随着印度版“易瑞沙”价格下降，且找张成阳买印度药的人越来越多。2012年下半年，他向柳杨提出要大量买药。柳杨明白：“张成阳准备卖给别人了。”二人商定，杨柳以每盒平均加价50元将药卖给张成阳。

据张成阳交代，向其买药的主要是患者及患者家属，“因为这些人在买之前都要先咨询我一下，我也要先了解对方的病情。”

此外，向他买药的还有约20名医生，“介绍病人到我这里买的医生，我一般一盒药给他200元钱的好处费。从我这里直接买的医生我一般也就是一盒药加价100元。”

买药者逐渐增多时，张成阳也曾心生顾虑。但他没有停手。

通往连云港看守所的路上 摄：陈鑫

四

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柳杨等15名嫌疑人先后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原新浦分局刑事拘留。2014年下半年，他们陆续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原新浦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四年后的2018年8月31日，该案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中院一审开庭。法院认为，柳杨等15名被告人犯销售假药罪，判处其中1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9个月到6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人被判处缓刑，3人被免于刑事处罚。

2019年5月20日，该案迎来二审开庭。法院宣布将择日宣判。

在过去近5年的时间里，唐丽饱受看守所和失去至亲的双重痛苦，她与母亲至今不愿提起这段经历。唐丽母亲表示：“既然孩子回来了，我就希望孩子安安稳稳的，不想再淌这趟浑水。”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始终是唐丽心中难以逾越的深渊。

如今，她重回销售的老本行，跟着朋友在徐州一家保险公司卖车险，工作日下午固定去单位培训。她工作艰辛，但“以前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

连云港看守所，当事人被羁押于此。摄：陈鑫

从2013年底陆续被捕，2018年8月一审判决结果公布，到近日二审开庭，漫长的等待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是煎熬。

五年来，柳治忠饱受疾病和精神压力的折磨。

柳治忠坦言，“小孩（孙子）五年了见不到爸爸，作为家长，我们的精神上压力很大，折磨人。”孙女在柳杨出事后一个月才出生，柳治忠猜想儿媳妇心里“肯定会怨”。

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柳治忠翻来覆去地想着“案子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事发五年后，尘埃落定。

不幸存在每一个家庭之上。儿子出事后，张旭父母搬去距离连云港看守所十分钟车程的新浦区生活，想着“离孩子近一点”。张旭“出事前”不久办的身份证一直放在母亲随身的钱包中，她说“这样感觉一家人还在一起一样”。

张旭母亲常常羡慕柳治忠“至少有个孩子可以带”，但还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柳杨9岁的儿子只知道爸爸在国外打工。被问及“想不想爸爸”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想”。为什么不想爸爸？“因为爸爸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他不爱我了。”

唯一没有亲友旁听庭审的是香港籍商人林永祥。一审判决书显示，2013年初至2014年7月，印度人ANKIT将药品发至香港，林永祥主要负责联系水货客将药品从香港带到深圳，收取3美元/瓶的劳务费，再经由深圳快递到全国各地，向何永高等5名被告人销售抗癌药共计350万余元。

林永祥的辩护律师邓学平对界面新闻表示，林永祥在香港拥有合法的医药进口公司，其主要在香港帮助中转和兑换货币，不构成销售行为。

据此前媒体披露显示，在将仿制药“中转”过程中，林永祥按照每盒3美元（约合20元）向印度经销商收取费用。在辩护律师看来，这样的“服务费”在扣除了运输过程中的手续费后，所剩无几。

二审现场，林永祥带着手铐脚链站上陈述台。尽管已向律师确认无亲友前来，他仍不时往旁听席望去。

“我已经在看守所被羁押了近五年，希望我的家人不要以我为耻。”他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唐崇年、唐丽、陈国民、张成阳、柳治忠均为化名）

转自：封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