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津、江西老家和为官地徐州的房地产近千万元。

文／刘江华

191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一个身着纱袍褂、黑红脸、浓眉毛、胖乎乎的花甲男子，来到毓庆宫，叩拜正在等候老师上课的溥仪。半个月后的7月1日早晨，这位仍然留着花白色辫子的男子，又来到紫禁城，在养心殿对溥仪说了一通“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的话语，接着对外宣布溥仪复位，帝制复辟。

这位男子，便是近代史上因“丁巳复辟”而留下骂名的“辫帅”张勋。因缘际会，从1911年到1917年的短短七年，张勋由一名不起眼的绿营提督、败军之将站到了历史舞台中央，与此同时展现出令人咋舌的“捞钱术”。

际遇：从提督到督军再到通缉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8日，南京第九镇新军在统制徐绍桢的率领下，由中华门外向南京城进攻，但因弹药缺乏而失败。起义军被迫退到镇江，第一次攻打南京失利。

1917年7月，张勋已经躲入北京的荷兰公使馆，抱着最年幼的儿子。

此次攻打南京之前，上海革命党方面曾派人来策动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南提督张勋起义，并有意推举张人骏为都督。张人骏召集官员开会商议期间，张勋突然跑进来对张人骏说：“别的人可以背叛朝廷，你老帅也可以背叛朝廷吗？”张勋又对与会的江宁布政使樊增祥等说:“各位今天和我是同僚，明天如有竖白旗降者，我即以敌人对待。”众人看张勋这一态度，便知与革命党和谈已不可能，只好纷纷散去。

12月2日，革命军发动第二次攻击并占领南京，张勋被迫率部退扎徐州。由于两江总督张人骏请辞，张勋被清廷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张勋所部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改称武卫军，移驻山东兖州。

为表示自己不忘前朝恩典，张勋虽然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他及其部队却坚决不肯剪掉那条象征清朝统治的大辫子。而且，军中继续穿号坎服、行跪拜礼。为此，张勋被世人称为“辫帅”，他的军队则被称为“辫军”。

1913年，由于宋教仁被刺而引发“二次革命”，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与袁世凯兵戎相见。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并在南京原都督府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袁世凯调张勋所部和自己的心腹冯国璋部，分两路合攻南京。攻城之前，张勋和冯国璋约定“先入城者为督”。张勋组织敢死队，率先攻入南京，并纵兵血洗石头城，得以出任江苏都督。

事机不巧，张勋的部队攻打南京城时误伤了几个日本浪人，引发日本抗议。“海陆军均下动员令，并开御前会议，将因此割据南京，且使东蒙、南满诸问题乘兹解决。”为平息日方不满，袁世凯将张勋调任长江巡阅使，改驻徐州，趁机由自己的心腹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

1917年6月，时为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的张勋，以调停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名义，率五千“辫子军”入京。他于7月1日拥立逊帝溥仪登基，恢复帝制，自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7月3日，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以共和军总司令名义举兵讨张。7月8日，段祺瑞发布对张勋等复辟要人的通缉令，要“前敌各军，严拿务获，尽法惩治，以申法纪，而快人心”。7月12日，“讨逆军”分三路攻入北京，“辫子军”不堪一击，四散逃亡，张勋则躲入荷兰使馆。

见此情景，溥仪匆忙发布谕旨，表示“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再度宣布退位。这一事件，史称“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

1918年春节前夕，在北京政府的默许下，张勋由荷使馆移驻前清太监小德张在京城的宅院。当年10月，根据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曹锟等的呈请，徐世昌颁发总统令，公开撤销对张勋的通缉：“张勋前经通饬缉办，本有应得之罪。惟据该略使等……合词吁请，应准免于缉究，以示宽大。”

获赦之后，张勋又在小德张的永康胡同宅盘桓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为防不虞事件发生，他匆匆移驻位于天津德租界的张公馆。之后不久，他搬到英租界松寿里对面的住宅，直至终老。

不动产：遍布京津和江西老家

张勋一生究竟聚敛起多大一份家私，历来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出版的《民视日报五周纪念汇刊》，张勋的财产总额1000万元。

第二，据清功臣馆总裁恽毓鼎的好友阮孝威记载，张勋的财产比王占元、陈光远等知名北洋军阀“犹胜一筹”，至少在2000万元以上。

第三，据文长宗《张勋丑史》一书的统计，张勋在江西南昌拥有的商号、住宅和房地产估计即有1600余万元。此外，张勋在天津、青岛、济南、徐州和北京等地广有住宅、公馆，在众多公司、厂矿和银行拥有股份或存款，再加上其所收藏的古玩、金玉珠宝等，估计有4000万元。两笔合计超过5600万元。而据张勋的账房先生侯艺文的估计，张勋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共达五六千万元。

这些统计，哪一种更为准确呢？对张勋财产的统计，多依据侯艺文的回忆。据其回忆，张勋的财产大体可分为房地产投资、工商业投资、金融投资。

张勋在北京、天津和徐州、南昌等地均有房地产，其中以天津租界内的房产价值最高。1913年调任长江巡阅使不久，张勋便在天津德租界选中一块地皮，建起具有欧洲风格的张公馆。张公馆位于今天津市河西区江苏路浦口道交口，主建筑至今保持完好，为两幢砖木结构二层别墅式小洋楼，分东西两楼。

后来，张勋又在原英租界巴克斯道西口建设了坐北朝南两座楼。南面是一座颇为讲究的西式二层楼，面对墙子河；北面则是一座木结构为主的大戏楼，戏堂面积150平方米，如设池座大约可容500人左右，上下走廊也可容300至400人，北面建筑现为天津市和平区保定道小学。

此外，张勋在原英租界还建有松寿里和延寿里两片住宅，每片有房数百间。他在天津南开三马路颐寿里也有地产。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同意“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之后，英、法、日、意等九国在天津相继开设了租界。1917年8月，中国对德、奥宣战并宣布收回德、奥租界；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将租界归还；一战期间，比利时的租界也被收回。这样，天津的外国租界数减为5个。

由于治外法权的实行，租界成为在中国领土上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不施行中国政府的制度和法令的特殊地区。比如“在外国租界内逮捕不论是否受外国人雇用的中国居民，惯例都是要求中国官厅须取得首席领事在拘票上的副署，并由外国警察实际执行逮捕”。

如此一来，从民国初到1930年代，有许多前清的皇室、贵族、失去权势的重臣和北洋政要纷纷涌入天津租界购地建房，安家落户，寻求庇护。这些人主要集中在英租界五大道、法租界和意租界。一份统计表明，在天津外国租界的前清和北洋要人，包括曾任民国政府总统、总理、各部总长、省长和督军的，以及前清内阁总理大臣、督抚等级别以上的，就多达百人以上，再算上稍低级别的高官显宦则超过500人。

这些租界中，英国租界面积最大，占地达6178亩。尽管如此，大量前清和民国要人涌入并购买地产，大大推高了天津英国租界的地价。租界开辟初期，“每亩土地的售价一般不过三十两银左右”，随着租界经济的畸形繁荣，地价大幅上涨。“1913-1923年间，英租界地价每亩由300两银涨到3000两。日租界建立之初，每亩地征购价格仅为银30两，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最高者每亩竟达4万元（法币）。法租界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地价，由1911年每亩银30至40两涨到1924年的2万两，可谓‘寸土寸金’。”

照此估算，张勋在德租界和英租界的住宅，在1920、1930年代就值300万以上。

张勋在北京的房产也不少：位于东城南河沿的大公馆，复辟时曾作为定武军司令部，后虽在战火中焚毁，然而地产尚在张勋名下；在西城太平仓有一大片小楼房；在南湾子有一处价值超过130万元的住宅。

合计张勋在津京两地的房地产，总值至少在600万元以上。

张勋为江西奉新县人。他在老家江西的房产也很多：在南昌高升巷有豪华公馆一所，计有16进，院内有鱼池、假山等。此外，还有其他住宅和门脸房若干。据估算，仅高升巷的房产，造价就在100万元以上。

张勋在原籍奉新县的房地产数量更为可观。据奉新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和赤田村原张勋庄园管理人员提供的资料，张家在家乡有良田约1500亩、山林约2300亩。粮田多为上好水田。至于张勋庄园，建筑面积应在7000平方米以上，如再加上院子占地面积，则超过20000平方米。

粗略统计，张勋在北京、天津、江西老家以及在为官地徐州的房地产，价值近1000万元。

动产：实业和古玩珍宝价值超千万

张勋在工商业、金融业还有大量投资。一份统计显示，由北洋军阀为主发起建立的大型企业有70家左右，投资企业多、数额大的军阀官僚共计43人，占军阀官僚投资者的半数，其中张勋投资的就有20家。比如，久兴纺织公司资本总额180万两，张勋一人就占了90万两；在中兴煤矿公司投资80万元；在北京自来水公司投资20万元；在大陆银行投资30万元、在盐业银行投资50万元等，累计不下400万元。据张家老管家杨玉春的统计，张勋的企业包括银行、钱庄、金店、工厂、商业等70余家。

实业太多，张勋管不过来，有些就让侄子代为打理。比如1915年，著名收藏家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创办盐业银行，经其多次相邀，张勋同意入股10万元，担任盐业银行协理。由于事务繁多，张勋指定侄子张肇达代表自己行使相关职权。盐业银行后来成为北方最赚钱的银行之一，张勋这笔投资可以说相当划算。

张勋的财产中，还有不少属战争掳掠所得。张勋能与士卒同甘苦，打成一片，《清史稿》也说他“亢爽好客，待士卒有恩”。一到暑天，张勋就会从江西抚州购买大批西瓜，运至军中，分饷部属。

民国五年（1916年），北京，翠花胡同9号院，张勋宅院大门口。门旁挂有“定武军驻京特运总局”的牌子。

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手受了枪伤，血流如注，但伤药放在“御赐”张勋的鼻烟壶中。张勋见状，立即敲碎鼻烟壶，取药疗伤。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敲碎宝贵的鼻烟壶？”他答：“救伤如救火，岂可重东西而轻生命？”他大大地收买了军心，使“辫子军”愿为之效死。但由于失之过宽，部队军纪极差，到处抢掠，人民畏之如虎。

“二次革命”期间，张勋攻打南京之前，组织了敢死队，许诺破城之后“准许士兵大抢三日”，并特许“三日不封刀”。于是，“辫子军”攻占南京城后放手抢掠。韩国钧时为江苏民政厅长（相当于省长），在其晚年所写的自传《永忆录》中说：“宁垣劫掠，委托士绅详细调查，都计损失一千五百余万元。”而据《辫子军洗劫记》一文所记，1913年9月，“辫军”攻入南京后，“辫军营中财物堆积如山，小士兵们掠得大批现钞银之后，狂欢豪赌，而将珍宝、古玩等贵重物品献给张勋”。

朝廷赏赐、部属进献和自己搜求，使得张勋家中藏有大量的古玩珍宝。据曾为张勋家账房的侯艺文回忆，张勋家的九江纱厂开办时，急需一大笔钱，总经理陶某便与张勋的正夫人曹琴商量。曹氏随意拿出一包家藏古玩珍宝，到盐业银行便抵押出现款100万大洋。

房地产业、工商业、金融业等等相加，恐怕已远远超过了2000万元。

1911年，张勋以江南提督身份挟持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据守南京顽抗革命军时，江西都督马毓宝曾派队由张勋本家叔叔带队，查封了张勋在省城和老家的住宅。1917年复辟失败以后，张勋在原籍及北京的财产再度被查抄，仅在江西的银号、米店、肉铺、药店就超过40家。

1918年张勋获赦之后，这些财产除个别房产被占用而无法发还外，绝大多数又回到了张勋的手中。

骄奢生活：组建“美人麻雀队”，豪夺京剧名伶王克琴

当时的军阀几乎无一不是赌场好汉，张勋也不例外。

1916年夏至1918年间，各省的北洋系督军成立“督军团”。据段祺瑞府总管王楚卿回忆，督军团在北京时，经常到段祺瑞公馆开会，张勋总是一早就到，会后必吃饭，饭后必打牌，并且在赌场上以一当十，颇有英雄气概。

《复辟纪实》等书记载，1917年6月张勋进京以后，如不外出听戏，便在家中打牌。7月6日，南苑航校飞机轰炸紫禁城时，他还在司令部里推牌九。复辟失败后，他躲进荷兰使馆，每天消遣乏术，便自掏腰包，邀请警卫兵与自己赌博，以此打发时光。

张勋寓居天津后，因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便经常在家中与妻妾家人及老朋友打麻将。据说，为助牌兴，他以重金从各地搜罗来4个相貌相似、高矮胖瘦差不多的女孩子，组成“美人麻雀队”，当作“东、南、西、北”这几张牌使用。

张勋不仅嗜赌，还要捧戏子，花销自然不菲。京剧名旦王克琴扮相艳丽大方，面容姣好，身段迷人，清末民初即名满津沪。她在民国初年前往汉口献艺，湖北都督段芝贵为其所迷。未料，段的原配夫人乃河东狮，为此愤而自缢。一时舆论大哗。张勋对王克琴早已垂涎三尺，趁此机会出银上万两，向段芝贵讨要。段经此家变，只好忍痛割爱。自此，王克琴成了张勋的第四房姨太太。

张勋的日常生活也十分奢侈：他对每日早点、午餐、午点、晚餐极力讲究。在天津时，对于午餐点心，他必乘汽车到德租界的张公馆去吃。他家的丫鬟来喜为了钳净大批燕窝，日积月累，眼睛都钳瞎了。钳好的燕窝有时还得熬成膏，冻后切成燕块，名之曰“燕羔”，供张勋食用。张勋嗜香烟，所吸雪茄烟每支值现洋3元。每逢年节，家人对他行礼，还都是跪拜请安。他在楼上拿起大批现洋、辅币和铜子，向院子地下一扔，大家齐来抢，作为赏银。

身后事：留下千万遗产用于复辟清室

1923年春天，天津流行猩红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勋的次子、三子、六子以及次女、三女、四女相继夭折，这令张勋心痛欲碎。8月底，他染风寒感冒后便卧床不起，9月12日病逝于天津，终年70岁。他在遗嘱中表示：“前清受恩深重，永不忘君恩，死后决不允许剪辫入棺；死后务必归葬家乡故土。”

9月17日，逊帝溥仪下旨，赏银三千元给张勋治丧，赐谥“忠武”，并亲笔为张勋撰写碑文。这些举措看来还不足以表达溥仪对这位“复辟功臣”的“隆恩”，他离开紫禁城，亲往天津致祭。溥仪带头之下，大批前清遗老遗少纷纷前往祭吊，各界“名士”所送的挽联挽幛竟达3170幅。

1924年8月，张勋的遗体自天津起灵还乡。他的亲家张作霖（张作霖的女儿张怀卿许配给张勋的长子张梦潮）考虑到张勋曾两屠南京，深恐路上变生不测，便派来一营士兵护送。张勋灵柩乘车南下，走济南、徐州、蚌埠一线，至芜湖改乘江轮，溯江而上。到九江后，张勋夫人曹琴先将张作霖派来的奉军大部遣回，只留少数兵力继续护灵。然后，队伍仍走水路由鄱阳湖入赣江、进潦河，最后在安义县石鼻上岸。

张勋生前仅为乡里捐修桥梁、修补道路、救济饥荒、兴办学校等的花费，就达白银200万两之多。这侧面证明张勋家财之丰厚，也为其在老家笼络了不少民心。因此，当张勋灵柩快到时，其老家赤田村派来100多人提前三天前来石鼻迎柩。张家除安排迎柩者饮食起居外，每人还赏给白羊布长褂孝服一件。在由石鼻到赤田30里的路途上，前来祭奠焚香、跪拜送柩者达1000余人。张家也十分大方，给每人两块银洋的赏钱。

张勋灵柩到老家后，又停灵接受祭奠三个月。在此期间，前来祭吊的亲友、乡贤、邑人络绎不绝，张家提供每桌十大碗的宴席，每人还赏4块4两重的猪肉，致使屠夫杀猪、厨房办酒日夜无暇。最后，来不及杀猪弄肉，则每人发放两百枚铜板，以钱代肉。如此算来，张勋葬礼的花费不在少数。直到1924年11月，张勋才下葬于奉新老家的陶仙岭。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按2000万元计算，张勋的财富在北洋军阀要人中也不是最多的。据《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统计》，71名军阀官僚所拥有的财产达6.31亿元，超过当时北京政府全年财政收入。其中拥有1000万元以上的23人，2000万元以上的10人。如王占元财产为3000万元，张广建3000万元，阎锡山3000万元，倪嗣冲2500万元。而“东北王”张作霖和以“贿选总统”著称的曹锟，更是高达5000万元。

至于生活奢侈的北洋要人，也远不止张勋一人。据载，有一天，曾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前来拜访张勋，张勋用每支3元的雪茄招待，而唐绍仪掏出来给张勋的雪茄，则每支值现洋10元，让张勋自愧不如。像倪嗣冲、王占元下台躲在天津租界做寓公时，年均家庭开销达30万元。

孙中山曾说，“清代某粤督于一年内搜刮得一百多万，人已诧为奇事；由今日看来，像督军、师长等有一年发财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财到千余万的，方见贪婪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

张勋留下遗产约有千万元，遗嘱表示除四个妻妾每人分一万大洋、子女每人各分二万大洋外，其余均留作日后复辟清室用。不过，由于正房夫人曹琴的反对，这项遗嘱并未得到落实。张勋以“复辟清室”为由大肆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最终成了其后人心安理得享用的巨额家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