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拒绝国外高薪挽留的男人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1946年2月14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的，由美国军方定制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And Calculator）。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And Calculator）

1959年10月，在前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计算机被制造了出来，被命名为“104”机，被当作“大跃进”的成果献给国庆十周年的庆典。“104”机使用了8000多个真空电子管，占据100平方米的房间，每秒运算1万次。它在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我国第一台大型快速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

1964年，中国人又发明了电子管的“109”机，每秒钟运算6万次，比“104”机快上了六倍。

1965年，发明了“109乙机”，是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台大型晶体管通用数字计算机。

1971年，又发明了“111数字计算机”，这台计算机是中国人自行发明的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

1983年，中国科学院又通过“757工程”建造了一台体型庞大的计算机，每秒钟运行上千万次。这台计算机占地面积达到了800多平方米，包括了1300多块插件，两万多个逻辑元件，分布在一座楼房的上下两层。

迄今为止，研究计算机还只能算是一种国家意志，研发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国防军事。个人也能拥有计算机，这种想法在当时还只是天方夜谭。但是在国外，个人计算机已经有了起点。1974年，爱德华·罗伯兹组装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牛郎星8800”。

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牛郎星8800”

“牛郎星8800”一出世就震撼了世界。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在校学生比尔·盖兹偶然间在报刊亭的《无线电》杂志封面上浏览到了一幅彩色照片，正是爱德华罗伯兹发明的那台“牛郎星8800”，这台在今天时代气息浓厚的个人计算机在此刻是不得了的成就，强烈震撼了比尔·盖茨的心灵。他激动不已，随后从哈佛大学辍学，走上了独霸全球软件业的创业之路，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还有一位叫做乔布斯的年轻人，看见了之后也兴奋地嗷嗷叫，然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他缔造了苹果公司。

而在中国，有一个叫做倪光南的男子，他正在企图通过科学技术改变这个四千年古老国家的落后面貌和国家命运。

年轻时的倪光南

在国外计算机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同一时期，中国恰好处于“文革”期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人当时对海外科学技术的进展所知甚少，消息比较闭塞，幸亏由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海外科学家的多次归国访问，也会零零星星的把一些前沿的科学信息带入国内，倪光南是国内知晓个人计算机发展前景的少数国内科学家之一。

1968年，身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的倪光南参与了717机显示器的研制。

1977年4月23日，中国人终于发明出了第一台国产的微型计算机，取名为“DJS-050”。这台微型计算机在当时还比较落后，只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充当显示器，整体外观上丑陋的不成样子。其中央微处理器的性能相当于八位。但这毕竟是第一台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微型计算机，给了倪光南很大的信心。倪光南回忆说，当时他预感到，个人计算机的春天也许即将到来。

1981年至1983年，倪光南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员。

在这一时期，由于他的业务能力突出，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给他开出了每个月高达4.3万加元的高薪，后来多次找他洽谈，希望他能留在加拿大，允诺只要你留下来，薪水可以再涨到8万加元，这相当于中国国内工资的140倍。但是倪光南一口谢绝了加方的盛情挽留。

1983年5月，倪光南放弃了高薪留任加拿大工作的机会回国，回国前他自己掏出几千加元买了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来，包括Z80 CPU、SRAM、DRAM、接口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和C编译器等。

1984年初，倪光南组织课题组研发出了“LX－80联想式汉字图形微型机系统”。

8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与中航深圳工贸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电脑终端，进行了联想式汉卡的开发。

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创办了全民所有制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联想集团前身），倪光南应公司经理柳传志的邀请于12月出任公司总工程师，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他带入的这个联想式汉卡技术，对这家公司来说可谓是意义重大。

在那个年代，让计算机怎么样识别汉字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计算机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全世界的计算机系统都只能识别“孔源”，通过“孔源”来识别信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光线穿过很多个小孔。有孔的就代表信号“一”，没有孔的就代表信号“零”。经过光电输入机将二进制的位信息数据输入计算机中。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计算机就依然处在这个阶段。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走进计算机房，就会听见刺耳的嘎吱嘎吱的机器打印声，随后看见计算机里滚出一长串没有尽头的纸带，纸带上则小孔密布。这些小孔，则表达了某些不同的信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科学开始逐渐脱离“孔源”时代，也就是说直接让计算机可以识别文字系统。一开始主要指的是英文。也就是说，通过光学符号识别系统来让机器直接识别出文字。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还都只能识别英文，还不能识别中文。这是有原因的，中文比英文有更多的结构复杂性，英文是由26个字母组合而成，而中文汉字字库里至少有五万多个独立汉字，任何一个个体汉字都能表达独立的语意。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穿孔纸带是早期计算机的储存介质，它将程序和数据转换二进制数码：带孔为1，无孔为0

而倪光南在70年代就有了一个很具有开创性的想法，就是利用了中文的同音字词的特性，组织起规模庞大的词组。比如你录入一个“王”字，它就显示出“王国”“王后”等词汇。如果你录入“中国”二字，它就显示出“中国人民”“中国军队”“中国力量”等等词汇。这一概念被后世的人称之为联想功能。

倪光南将这种人机对话方法命名为联想式人机对话系统，并且在1979年发布了关于此种设计的论文。因为他的这篇论文，当年的中国科学院向他颁布了科研二等奖，该奖项的名称是“联想式汉字处理系统”。而这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联想汉卡”的理论基础。

联想的发家致富，有人说是联想汉卡带来的，但其实与走私相关。

在20世纪80到90年代，所谓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中关村一带，但是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企业自身并没有开发出什么独立性的、有创造性的科技专利，他们的主要的盈利模式还是来料加工和改造。具体来说，就是从国外进口一些零部件，进口到国内之后由技术工人进行组装，然后再贴上自己的品牌进行售卖。由于国家对进口产品是有严格配额限制的，所以一般的进口途径是不能满足进口需求的，导致在当时的国内走私现象是很普遍的。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大概有1000多家，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

中关村大街

联想当然不可能独善其身。

依据作家凌志军所撰写的《联想风云》一书，根据当时所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我们可以确信，当时中关村的那些最著名的企业以及最著名的企业家，大多因为涉嫌走私遭到过警方调查。在当时的中关村，有一位叫做金燕静的重量级女企业家，信通公司的“霸道总裁”，就因为涉嫌走私活动被判了重刑。信通公司在中关村的地位当时远远在联想之上。而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也差一点遭遇和金艳静一样的悲惨下场。依据《中关村启示录》一书，我们现在得知，当时柳传志得到了上级的理解，并且被坚决保护起来，至于那个金燕静实在是由于其行为过于张扬，为人嚣张跋扈，所以“枪打出头鸟”，被公开处理掉了。柳传志他们则比较低调，所以就被保护了起来。联想实际上有三个直接“上级”：中国科学院、财政部、国资委。前面是名义（名誉）上的。后面两个既是名义上的，也是事实上的。一心发展壮大民族企业的北京市委在当时也充当了中关村企业的重要保护人。

金燕静（中）

对于当时走私的现状，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曾经表达过理解。他说过，他们也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如果不这样搞，在市场上就很难存活下去。

对于柳传志他们被上级保护，而金燕静则身陷囹鱼，后来的段永基则评价道，走私本来就是私底下偷偷摸摸进行的，谁还敢明目张胆，也只有金燕静这个女人敢！这岂不是欺负中国海关无能？金燕静在当时的中关村被称之为“武则天”，可想而知她的做人风格。尽管柳传志他们被保护了起来，但毕竟他们所涉嫌的是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行为，这样的赚钱方法岂能一劳永逸？

核心问题在于，那个草创年代的中国的所谓高科技企业确实拿不出什么名堂。没有自己具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是当时中国企业的通病和弱项，并非联想一家企业是这样，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不搞走私，那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超过三个月。

所以说，要想打破困境，作为一家名义上的高科技企业来说，就必须要研发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产品。倪光南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几乎差一点成功的把联想打造成中国的IBM。

倪光南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优秀研究员，被公认为人机信息识别领域的技术专家。

他后来又远赴加拿大，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获得了更高的成就，成为该领域世界级的技术专家。他深刻认知到国内与国际上的具体差距。

美丽的加拿大风光

1985年的夏天，倪光南开发研制出了联想式汉字系统。也是在这一年，手握重器、早已盛名遐迩的倪光南，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柳传志的一番游说之下，他很快加盟了新公司，同时，他也把在计算机所研发出来的最新技术成果带到了这家公司。

倪光南的加入对这家去年11月刚刚成立的公司的意义所在，我们已经无需描绘。

对于这次加盟，据说柳传志的说服工作相当顺利。是什么样的理由，打动了这位优秀的科学家的心呢？倪光南后来回忆说，我在国外工作了几年，对中国与国际上的差距一目了然。我们的技术水平与国际第一流相比，根本不是30年、50年的差距，而是更大的差距。这种巨大的差距让我如坐针毡。哪怕不给我工资，我也要攻克难关，为国争光。

据作家凌志军的描绘，出生于1939年8月1日的倪光南拥有一个地道的南方学者的风范。他的身材并不高大，而且显得消瘦，平时不修边幅，穿着比较随意，眼镜后面的眼神总是聚焦在他感兴趣的人身上。倪光南是随着我国国家计算机事业走过来的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那一天，倪光南非常明确地对自己加盟的新公司领导层说，我今天“下海”并不是为了个人发财，我是真心的想为自己国家做一点事情。柳传志则承诺给他相当大的自主权，也就是要把科研经费占到一定的比例。

倪光南对柳承志的承诺比较满意，他爽快的把在计算所课题组研发成功的“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无偿的赠送给了这家新公司。

他带来的这个发明投入市场之后，广受好评，大获成功，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汉卡。汉卡包括三块由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在他的字库中存储了8192个标准汉字，当你在键盘上键入一个汉字时，控制系统便将你要的汉字翻译为计算机可以接受的数码，把数码传到字库中与之相关的地址。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具有开创新的技术，给新公司带来的不仅是利润，还有崇高的名誉。而这些技术都是从中国科学院出来的。

汉卡

没有中国科学院，就不会有以后的联想。我曾经询问了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据他们的同志介绍，当时倪光南研究员本人以及他发明的这项技术，其产权和使用权全部属于计算所所有。

而现在，技术发明人连带各项技术，以及技术发明人随后可以带来的无限技术发明的潜力，被全部无偿地赠送给了柳传志和他的新公司。计算机的所长曾茂朝没有要过柳传志一分钱，还派遣了很多技术专家过去协助。可以说，没有中科院计算所的鼎力支持，柳传志的公司一开始就根本无法立足。

柳传志不仅仅从中科院得到了极其重要的智力支持、技术支持、人力支持，连他刚刚创业时的启动资金20万元，据柳传志自述，也是由中科院提供。这是白纸黑字无可置疑的事实。、

不过，20万元启动资金是柳传志自己的说法，据倪光南院士的说法，其实不是20万元，是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给了13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亿元）的启动资金，与此同时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还给了500平方米的办公使用面积。我也找到了一张官方证书，和倪光南院士的说法一致，但是和柳传志的说法不同。至于哪个说法是正确的，我在这里不做评判，留待读者自己研究。

130万启动资金，500平方米场所

还些不是最关键的，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的新公司无论名义上还是法理上也是属于中科院，资产则属于财政部和国资委。也只有中科院和全民的这几块金光闪闪牌子才让他的公司具有了一定的公信力。毕竟与“公家企业”这样的“正规单位”做生意，更加让老百姓感到放心。

可以说，仅仅是“国家公办企业”带给他的这块名牌，就是一个巨大的资产。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

前面我已经说了，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下，几乎所有的中关村公司都涉嫌与走私行为有一定关联。如果柳传志的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没有任何关系，持有一个官办的身份，也就得不到上级部门的保护。没有中国科学院的这个护身符，柳传志早已经“风轻云淡”了，就谈不上若干年后拥有“中国企业家教父”的风光无限。

更何况，正是因为柳传志的公司与国家公办性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在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也包括来自于中国政府部门的大批量巨额采购。而来自政府部门的采购在这家公司的营业份额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历任所长

一句话，没有国家，没有中科院，就没有联想。

再说回倪光南研究的汉卡这项技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在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中就已经声明，这项技术是由中国科学院技术计算技术研究所独立研制，专门用于解决IBM系列微机及兼容机的汉化问题。曾茂朝所长在报告的末尾要求中国政府批准25万美金的外汇额度，作为该公司进口产品配件和进一步改善汉卡功能之用。也就是说，汉卡的研发以及后续的改善，都是由中国政府拨款所完成的，没有国家的支持，汉卡就不会存在，也不会带给新公司第一桶金。据历史资料记载，1985年6月25日，第一批汉卡被送到北京博览馆进行了现场展销，当时定价为2900元，以当时国内的人均工资收入水平来说相当昂贵。但是在现场就有人花了3500元把它买走。汉卡销售的大获成功，使得柳传志的公司获得了丰厚的资金。它终于在市场上立稳了脚跟，为以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倪光远和柳传志到底有什么样的巨大分歧？

但是为联想集团立下汗马功劳的倪光南却没有走到最后。

依据1997年12月出版的《中国八六三》这本书的记载，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内部产生了两种观念上的分歧，一派主张不必着急，先把产品卖出去就行。一派则主张只争朝夕，就是要尽快的实现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而倪光南显然是站在后面一派的。

倪光南坚决地同意下面这样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

现在全世界都在搞高科技，中国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别人搞，我们不搞，那就只有永远落后于人，永远受制于人。中国这次要是再抓不住这个机遇，那到了21世纪，恐怕就很难再有立足之地了。

当时，我国的中央政府特别热衷于推动国产芯片的研发，他们鼓励包括联想集团在内的最有实力的一批计算机企业奋起直追，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当时中国科学院周光院院长和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也表达了对中国国产芯片的殷殷期盼。他们公开表态说，希望联想能参与到研发中国芯的这项宏伟事业中来，还许诺政府将无偿拨付巨额资金供研究者使用。中科院也已经立项，准备让联想承担芯片研发的任务。

胡启立

对于周院长和胡部长的建议，倪光南自然是欣然接受。

为了实现心中的抱负，倪光南提出了一个构想，就是联想每年要从利润中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包括国产芯片技术在内的一系列研发工作。

当时社会上整个形式都在驱使着联想投入这项爱国事业，而倪光南则无比坚定地站在自主研发这一边，但是身为掌舵人的柳传志出人意料的保持着冷静。他有不同的个人意见。

据熟悉柳传志的朋友介绍，柳传志这个人对企业比对国家更加关心。在柳传志的心里，公司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把研发中国芯的这个事情思前想后，经过了一系列的琢磨、估算，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

1994年6月5日，柳传志提笔给合作接近10年的老搭档倪光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柳传志说，我们国家独立自主的开发芯片，不仅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有效的管理体制、高水平的开发人员以及足够的资金，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的市场在哪里。在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柳传志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上马芯片研制项目。他对倪光南说，我们的条件在目前尚不具备。

其实，柳传志的这个观点涉及到了贸工技和技工贸路线之争。柳传志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和公司利益至上的人，他之所以下令他的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更看重当前的市场。柳传志认为，我们作为以赚钱为目标的一家企业、一家公司，就应该首先以公司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英雄主义不能换来饭吃，与其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再说。

他的这种观点就是贸工技路线的典型特征。贸工技，贸易是第一个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应该把追求贸易、追求利润放在首要位置，追逐公司赚钱能力最大化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

而技工贸则把技术放在头一位，当然是把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看成是首要坚持的目标。他们认为靠组装零件的盈利模式不但低效，且不能持久。中国人生产一亿双皮鞋，才换回美国一架波音747。而美国人拥有了专利技术，就可以决定市场定价权。

这当然是两种观念，两种不同的意见的碰撞。作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柳传志这些人天生就倾向于追逐利益，也早就习惯了“赚快钱”。这本无可厚非。

为什么说不能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改制掉，就是这个原因。也只有国有企业，才会首要考虑到国家利益（华为属于特例，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华为的难能可贵）。如果中国只有民营企业，就以铁路企业为例，铁路票价将会上涨好几倍，低价的“绿皮车”肯定不会被保留，很多不赚钱的线路都会被废掉。别是不说，青藏铁路这样注定不赚钱的大工程根本不会上马建设。甚至连“两弹一星”都不会搞出来，因为当初国有企业在接到生产任务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我能不能赚钱，赚多少钱”的问题。

征服雪域高原

实事求是的说，柳传志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来说也并没有错。当时联想虽然也是国内的龙头科技企业，但是与国际上那些超级大公司相比，还暂时显得比较稚嫩。

从公司的业务方面来说，当时只需要从国外进口零部件运到国内进行一些组装工作，就可以销售出很好的价格，即使无需什么繁琐的技术创新，也能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而且当时国内个人电脑市场已经开始大热，有广阔的销售空间，又何必去干研发中国芯这样有可能吃力不讨好却高风险的事情呢？

研发新技术虽然可贵，但如果不能立即给公司立即利润回报，就会遭遇打压。连联想内部的一些副总也经常指责倪光南，说他每年从公司拿走那么多的钱投入到研发部门，结果绝大多数得不到回报。

柳传志反对上马中国芯的理由，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他的老搭档倪光南却万万不能接受。

凌志军

关于倪光南这位技术专家的性格，作家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一书中有过一段文字描述，他是这样写的：

柳传志在和人聊天的时候总是海阔天空，而倪光南则喜欢用技术性很强的难题来考问对方。……当倪光南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会不择手段地向阻碍他的人挑战，就像一头狮子一样看护着自己的领地。这时候，那些熟悉他的同事会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

在倪光南看来，坚持技术上的自主研发是理所应当的，也是爱国主义的体现。他回顾了自己的过往，当初他离开中科院计算所，并没有去高薪的外国公司，而是选择投身于一个新兴的小公司，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科技强国”的理想抱负。

为了这个理想，他打算不惜与自己的搭档发生分裂，这当然是一个悲剧。

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上上下下要求研发中国芯的热潮一浪接着一浪，整个国家的舆论都集体偏向于这边，对柳传志的联想充满了殷勤的希望。倪光南本人也早就热血沸腾，正打算施展平生抱负。他当时并没有激进和好高骛远，而是提出了一个三十年的阶段计划，认为要用三十年时间初步实现目标，哪怕失败也可以为国家最终胜利打一个牢固的基础。而且从当时来看，国内企业中也只有联想具有这样的实力和可能性，可谓“舍我其谁”！

当时整个舆论就是这样一面倒，但是柳传志偏偏在这种气氛下发表了不同意见。他突兀的改变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也让倪光南无法接受，当时的倪光南可是做好了一切行动起来的心理准备的。

柳传志的一盆冷水让他猝不及防。倪光南在接到柳传志的这封信后，直接上门找到了柳传志。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番激烈的争执，然后不欢而散。

倪光南始终认为自己来这里工作根本不是为了钱。他坚定地认为：“科学家与社会结合的目的，一定要出于公心，不能抱有太多的私念，否则就丢掉了科学造福社会的本意。”而柳传志则坚持公司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公司仅需盈利就行。

二人的分歧无法调和。

柳传志

从此之后，公司的总裁会议变成了二人之间的争吵现场，工作和战略上的分歧都变成了对彼此道德上的指责。

柳传志对倪光南的坚持和固执感到非常不满和厌恶，他认定倪光南这个人就是在胡搅蛮缠。倪光南则认为柳传志阻碍了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只顾着公司眼前利益显得格局太低。

二人的分裂事件成为中关村科技企业中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长期分歧、独立的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

身为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也有自己的支持者，那就是技术人员。他发下誓言要和总裁抗争到底。他向上级报告说，柳传志在公司中作风霸道，进而指控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在一份控诉报告中，倪光南提出值得怀疑的资金总额有552.58万美金。得知倪光南举报内容的柳传志，自然感到非常的恼怒。就此，二人之间共事合作长达十年的友谊烟消云散，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僵局。想要打破僵局，必须要有其中一个人彻底退场。

最终，这场持续很久的争执以倪光南院士被公司董事会“扫地出门”而宣告完结。1995年，他被开除了一切职务，解聘了合同，退回到了中科院计算所。

当年的那份解聘通知

1999年9月2日，联想集团内部的这场分歧严重分歧被公之于众。而之前这些争端还属于“内部机密”。据悉，柳传志被这位执拗的科学家指控挪用公司大笔银行贷款给香港商人吕谭平等人去扩张股权，乃至有国家大量财产流入私人手中。倪光南还亲自投诉科学中国科学院，申诉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自己与公司总裁柳传志之间的矛盾冲突弄得众所周知。

虽然上级部门居经居中调和，也告诉他，调查结果是没有发现柳传志的经济问题，但是倪光南始终无法罢手。他又寻找两院院士的朋友以及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公开揭露柳传志的“过错”，终于促使八位院士和二十八位全国政协委员站在了他的一边，联名上书为他伸冤，力促国家出面调查柳传志的问题。

当然，并没有调查出结果。

至于他到底有没有经济问题，我选择相信国家的结论，这里不做任何判断。

倪光南院士在这场争斗中的黯然出局，正式宣告“市场派”和“技术派”之间分出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市场派”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是必然的。

技术人员在中国企业为什么没有话语权？

作家李涛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再造中关村》，在这本书中，他直截了当地分析出了技术人员“必败”的原因，即中关村的科学家们之所以被接二连三地读出公司，决不是他们不善经营，而是他们不拥有产权。他在书中的这段话被今后不断应验。因为在联想的股制改革方案中，技术人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股权，更不要说那些基层员工了。没有股权，就意味着你是一个“纯粹打工的”，也就没有真正的话语权。

其实，所谓的“技术派”也并不是不要市场，而是坚持技术研发是企业的核心文化，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不但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是“唯一生产力”。但由于没有话语权，技术人员始终不能进入公司的核心决策层。

而“市场派”也并非完全不要技术，但他们眼中的技术，必须是那种带来“短、平、快”回报的技术，可以立竿见影带来利润的技术，最好是直接花钱买来的技术。一旦技术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将技术研发团队锁入冷宫。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眼前可以轻轻松松的赚到“快钱”，公司的利益要高于国家利益。

正因为“市场派”的这种心态，他们最终只能走向“平庸”，而不可能像埃隆·马斯克那样不断挑战未来，开拓人类文明的新边疆。埃隆·马斯克是不折不扣的“技术派”，但是他并没有让企业走向衰亡，而是恰恰相反。仅以个人财富而言，他也不孚众望的以3000亿美金位居首富。

胡锡进

关于联想的日益“平庸”现实，《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是承认确实如此。他还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说：

“我在国外遇到过一名联想在某国的负责人，他对我说，他更敬佩华为，他说华为给自己、也给中国造就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中国经营人才，无论在哪个国家，华为团队的负责人和骨干力量主要是中国人，但联想没有给国家培养出这样的队伍。他举例说，他本人在当地属于“光杆司令”，他的上司是在他国的外国人，他的下属是当地外国人。联想的人都有这样的失落感，更何况外人。”

本人也要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客观地说，当年的柳传志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坚持以考虑公司的利益，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当时的联想确实还不具备独立研发国产芯片的条件。但从哲学上来说，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世界上的事物是不断动态发展的，并不是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在90年代做不到、不能做或者暂时不宜做的事情，不代表今天就不能做。与20世纪90年代的那一代企业相比，我们今天的企业已经强大了无数倍。柳传志由于他的个人格局，一直到他的退休，都没有把技术研发提上联想未来的计划日程。其实，柳传志不把技术研发提上未来日程也没有什么大错，但他起码应该培养更有开拓性精神的接班人。1亿元规模的公司，10亿规模的公司，100亿规模的公司，需要不同格局的接班人。就像康熙晚年深知大清危机重重、吏治腐败，年迈的自己已经无心力做出改变，他于是选择了有变革精神、愿意励精图治的雍正做接班人。如果自己的接班人也信仰所谓“赚快钱”，对国家责任感不上心，他们最多做一个富翁，始终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他们率领下的企业，也自然不可能成长为伟大的企业，而是逐渐平庸化。所以说，柳传志在那个年代的决策不能说完全错误，充其量是给我们留下了遗憾，丧失了一个可能迎头赶上的机会。他的错误，在于没有在退休前选择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更合适的未来发展战略，以至于让公司在这些年沦落为平庸化。倪光南院士也指出来，华为与联想这30年来就好像龟与兔的赛跑，联想已经成为了慢悠悠的那只乌龟。其实联想在最初走的是“技工贸”的路线，明显胜过了华为一开始的“贸工技”发展模式，那时候的华为可以说和联想不是一个等级，就拿1995年来说，当时联想销售额就达到了67亿元，而华为销售额仅仅是联想的20%多一点。但是后来联想退回了“贸工技”的路线，开始丧失核心竞争力。而华为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到了2001年的时候，其销售额就超过了联想，而且华为每年都在快速增长，技术创新不断。而反观联想，截至2018年12月22日，联想市值仅仅才81亿美元。而华为如今估值已是万亿美元级别。

倪光南院士

柳传志的另外一个错误，在于他没有考虑给技术人员分配股权。这是倪光南院士说的，我不知道真伪，请读者自行判断，这里仅供参考。倪光南院士分析说，联想一直在科研上的投入比例很小，总是想赚“快钱”，不想在“投入大，见效慢”的科研方面进行投入，每年的研发经费比例仅为3%左右，而华为的这一比例为22.7%。里面不少公司老总拿着几千万的年薪，却舍不得给科研部门投入什么钱。联想总是奉行这种“全拿来主义”“不投入主义”，这就是联想总是缺乏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联想的技术人员还没有一分钱的股权，所有的股权都被少数几个大干部拿走了。倪光南院士说，联想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是所有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联想在2000年左右实行了股改，而这次股改的实际结果是“联想高管获得了很大股权，而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没有股权。”倪光南院士还表示说：“柳传志没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的投入是0%。股改后他的股权不断增加，现在是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而与此相反，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

当年国家的股权为什么分配给私人？

如果倪光南院士说的话是正确的，那么我认为这样的分配方式是不合理的。极少数几个人开一个董事会，就决定了股权分配方案，这样的决策到底有没有法理和合理性，我对此是很质疑的。都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柳传志当初也是从中国科学院走出来的，也算是科学家出身，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不给技术人员股权，把好处都给了少数做公司的，技术人员们又怎么可能和你同心同德，又怎么会有积极性为公司创造出更好的专利呢？

原来是这样的

不仅如此，我更进一步的认为，联想不仅应该给技术人员分配股权，更应该给所有的基层员工分配股权。倪光南院士说，“联想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是所有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要再加上一句，“联想也是全体基层员工共同努力奋斗出来的”。没有这些基层员工在遍布全球的网点加班加点的辛勤劳动，还能有联想的今天吗？就依赖少数几个坐办公室的高管，就完成一切工作吗？如果说技术人员是公司的神经和血管，基层员工就是公司的骨架和肌肉，是六万多员工把公司整个撑起来的。所以说，基层员工也一个享有公司的股权。这不是一个“如何拿”的问题，而是“必要要拿、占比多少”的问题。

（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写的，凌晨再发表，干脆今天早上提前写了。）

作者：怀疑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