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怀着对革命前途深深的忧虑，34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黄鹤楼，他触景生情，写下一首名篇《菩萨蛮·黄鹤楼》。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首诗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心情迷茫所做。当时，没有人知道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的“北伐”仍在继续，并且陆续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两大北洋军阀，然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新军阀与旧军阀的混战罢了。

连年的天灾与人祸，加上战乱频仍，使得当时的人们生活非常悲惨，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路倒”。

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而根据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估算，仅仅在1920-1921这一年间，就有一千多万人死于旱灾和大饥荒，三千万人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打响，日寇的残暴行径，让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内各派暂时合作，团结抗战。

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有言：“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在张将军的心中，他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他能做的，是用他的生命唤起民众的爱国心，血荐轩辕，等待黎明的到来。

（一）人民的力量

中国的老百姓在日寇的铁蹄下，苦苦挣扎，他们不仅要面对外敌，还要面对许多意外。

1938年，蒋介石为了防止日军进攻武汉，命令部下开挖花园口，引黄河水形成黄泛区，阻挡日军进攻。最后，日军绕路攻占武汉。

对于花园口决堤之事，有人认为是迫不得已之举，是非成败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并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上，几十万人的生命，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可以牺牲的筹码。

如果世上真的存在历史老人的话，那么这位老人的心中，应该有一杆秤。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有一杆秤，他们或许文化水平不高，或许不能懂得多么高深的道理，但这些年里，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们心里最清楚。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对人民的力量充满敬畏。早在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此，在他的指示下，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成为老百姓的“自家人”使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解放区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当时全国的总人口是四亿，这相当于把四分之一的人民从日寇的欺凌下解放出来）。

而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为了争取美国援助，和美国之间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实际上相当于对美国签下了一纸卖身契，这里仅举一例：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于这一条约，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顾维钧直言不讳地宣称，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

蒋介石依靠这些“卖身契”换来了美国的军援，用美国的军援，去攻打自己的国民。理所应当的，蒋介石失败了。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的支持，仅仅用了四年时间，把他的“蒋家王朝”打得七零八落。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没有想到，曾经遍地狼烟的神州大地，会迎来和平的降临，这片土地。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心声。

（二）无奈的妥协

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初，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相关部门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把他安排到中南海居住，理由是中南海便于布置保卫工作，对此，他虽然颇有意见，却也只能接受。

后来，他曾不止一次的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你们总想着把我和群众隔开”还说：“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高高的红墙隔绝了毛主席和群众的交流渠道，可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分量无人可比，敌对势力也蠢蠢欲动想要加害他，如果他有个闪失，保卫他安全的人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

随着毛主席的威望与日俱增，保卫他安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时负责他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只好做出规定：日后毛主席外出，必须佩戴口罩和墨镜，以防被人们认出来。

这样的出行方式，让毛主席很不适应，他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如今却要“遮遮掩掩“但他是共产党员，党的纪律决定他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不过，毛主席也有对策，为了更多地接触百姓，他经常乘车到全国各地巡视，每到一地，他都要和当地的群众聊天，嘘寒问暖，以此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

1953年春节期间，此时朝鲜战场尚未停战，毛主席心中却已经开始勾画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他登上专列，视察祖国南方。

1953年2月16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三，毛主席一行人来到武昌汉口，他的性格让他很难长久呆在一地，尤其是身边没有群众的地方，他更是不愿意多呆。仅仅两天以后，2月18日，他就提出要去蛇山看看。

罗瑞卿本来想劝阻主席不要前往，可主席决定的事情，哪是那么轻易改变的？眼见劝说无效，罗瑞卿只好跟来。当然，如同前面说的那样，毛主席要遵守他和罗瑞卿之间的“协定“带上口罩。

（三）再上黄鹤楼

到了蛇山脚下，毛主席发现有一位老汉正在卖炸豆腐，便兴致勃勃地上前和老汉攀谈，他实在是太喜欢这种烟火气息了，然而，事物的矛盾性在于，他的威望越高，和群众聊聊天，拉家常的愿望就越难实现。

“叔叔，这个人是什么官呀”

女孩稚嫩的话语传来，却没人回应她。女孩名叫赵守华，孩子对于世界的好奇与强烈的求知欲，让她喜欢刨根问底，她缠住当时跟随毛主席摄影的新华社记者吕厚民，不停的问，吕厚民只是笑笑，还是不肯说。

因为，这是纪律。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他的行程和身份都是绝密，不可能透露给外人。

毛主席在天津视察时与汪东兴、张玉凤合影

最终，毛泽东自己把口罩摘了下来，赵守华终于认出了这个“官“竟然是毛主席！她大声喊着:“毛主席？”

毛泽东笑了，幽默地回应：“我长得有点像毛主席”赵守华更加兴奋，连声喊道：“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这一喊可不得了了，人群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很快，蛇山被围得水泄不通。

毛主席乐见如此场景，他渴望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曾说：“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员是鱼，水是可以离开鱼的，但鱼是不可以离开水的。”

现在，毛主席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畅游，这可急坏了他的安保人员。万一国民党特务在人群中，趁机搞破坏，主席的安全怎么保证？罗瑞卿和在场的领导心急如焚，经过商量，罗瑞卿等人决定请主席上奥略楼暂避一时。

黄鹤楼在清朝光绪年间毁坏，当时的人们为了感念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政绩，在其原址附近修筑了奥略楼。

黄鹤楼

但因黄鹤楼的名气太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将此地也称为“黄鹤楼”，也是毛泽东吟咏《菩萨蛮》的场所。

当年，神州大地分崩离析，民不聊生。37岁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虑，如今，革命成功，赤旗遍地，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新中国已经诞生。

它抗住了内外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正似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但是，事物的矛盾性与两面性再次显现：

当年的毛泽东，一人到此激扬文字，虽衣衫褴褛，但他的思想是自由的，想见谁是可以见到的，如今，他是万众敬仰的伟大领袖，一言一行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不得不谨言慎行，甚至违心的接受一些安排。

其中得失与悲欢，在毛泽东心里有怎样的权衡，我们不得而知，但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却是显而易见的——蛇山仍然被人群包围着，呼喊声此起彼伏。

继续等下去不是办法，罗瑞卿和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决定，立即护送他下山，到江边的轮渡上去。

罗瑞卿等人在前开道，用了两个半小时，才把毛泽东护送下山，来到江边。

毛泽东向人群挥舞着帽子：“人民万岁！”领袖和人民的鱼水之情，由此可见一般。

这一次的蛇山之行，让罗瑞卿十分紧张，之后，罗瑞卿向中央作了检讨，说自己的保卫工作没有做好，毛泽东却并无责怪之意，反而对罗瑞卿的检讨有些小情绪，说：“怕什么？你呀，看见一根草绳子就以为是条蛇！”

（四）毛泽东说：“我历来是做教员的”

类似的情况在毛泽东出巡期间屡见不鲜，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他本来想去吃饭，结果因为被老百姓认出来，结果又是万人空巷。

最终，有关部门在打扫现场的时候，从地上捡起许多人们遗失的物品，有手表、帽子，甚至还有鞋子。

毛主席在“脱险“后，只是笑着说：“又是一次黄鹤楼呀！”

毛主席相信人民，正如人民相信自己的领袖，这种信任是长期累积形成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他问毛主席，凭借什么领导国家，毛主席自信的说：“凭人民的信任”。

正是这种信任，让毛泽东拥有无穷的力量，战胜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领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可是，这种信任有时候也会让毛主席感到无奈，他曾对别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

如同前文所说的那样，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有关部门规定，他出行必须佩戴口罩和墨镜，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可毛主席天性不喜拘束，他的一生都在为摆脱种种束缚而斗争，更何况，口罩和墨镜隔绝了他和群众，他自然十分不满。

在一次外出视察途中，毛主席按照规定穿戴整齐，他走在人群中，老百姓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一直盯着他的口罩看，毛主席再也无法忍受，愤怒的把口罩摘下，扔在地上。

毛主席珍惜和群众在一起的每一次机会，他曾向身边的警卫人员提出，要去吃包子，可依照规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的警卫员由此感叹：我有时候真想不顾规定，对毛主席说“走，主席，我带您去吃包子”可我做不到，因为我也有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毛主席是孤独的，这一点，在他身边的人都深有体会。

在他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曾经这样感慨：“他是伟大领袖，可他也是普通人，我们这些人只能照顾好他的生活，却无法做到亲人一样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