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湖南长沙，住进了省委九所六号楼。在湘休养的114天里，毛泽东作出了影响深远的两大决策。

一、长沙决策。

二、特赦最后一批在押战犯。

在长沙决策里，毛泽东在听取了王洪文的报告之后，又充分听取了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报告，他十分赞同邓小平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建议，这也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特赦最后一批在押战犯，则是毛泽东施政怀仁博大的又一创举。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已经82岁了。

这一年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很不乐观，年老体衰且是一回事，神经衰弱与疼痛已经慢慢使得他行动起来极其不便。

但是除了行动不便与视力、听力稍微有点衰退，毛主席仍旧拥有着无比清醒睿智的头脑与流利的谈吐。

这天，公安部部长华国锋送来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供其审阅，毛主席极其重视。

他的视力不好，加上看这种长篇报告也是体力活，因此报告是由其贴身秘书大声口述的。

原本按照之前周恩来对公安部作出的相关批示是：

请公安部分类处理，进行准备，以便在人大会后送中央、主席审批。

所谓“分类处理”既按照轻重缓急与是否达到特赦标准进行考量，然后给出一个报告供中央与毛主席审核决策。

后来按照华国锋递送上来的报告显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有293人，其中有13人是不符合特赦标准的。

然而当毛泽东听秘书口述完报告后则出人意表的作出批示：

“都放了算了！我们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之前土改，我们杀恶霸地主，因为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我们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

确实，土地改革时期，我们斗地主，杀恶霸，是因为他们倚仗封建朝代的荫庇，强行霸占着土地不说，还对老百姓进行无休止的压榨与剥削，使人们“有田可耕却无粮可活”，恶霸又烧杀劫掠无恶不作。

因此，我们斗地主杀恶霸，是人民的心声，是为人民谋福祉的。因为老百姓都害怕他们，所以我们才要杀他们，只有为老百姓考虑，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和睦团结的新中国。

可是在1975年，新中国都已经成立26年了。这一批战犯，人们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老百姓不害怕他们，他们也于我无甚危害，杀他们干什么呢？

当听到秘书口述相关部门对战犯的释放处置时，毛泽东又嘱咐说：

“不仅是欢送会，还要请他们吃顿饭，多吃鱼、肉。每人再给他们发100元零用钱。对愿意留下来的，我们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对不愿意留下来的，我们也不能强迫嘛，更不能强迫别人劳动。”

对报告中提到，有些准备安置在农村劳动的特赦人员，我们给出的生活费标准是每人每月15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不太满意：这样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

据相关数据统计，1977年我国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也才150元，如果按照每月15元的标准来算，一年就是180元，温饱绝对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战犯还是比较怀仁博大的。

当提到相关战犯愿意接受劳动时，毛泽东又关切地嘱咐道：

“他们当中有些人有能力，只要他们愿意留下来，那就可以做工作。对年老有病的我们也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不搞区别对待。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对战犯无条件释放不说，还给钱又治病，不限制其人身自由，这恐怕在当时的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此胸襟了。

毛主席的批示一下来，在当时的中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原本很多淤塞的难题与困窘的状况都迎刃而解。

那么毛主席这一创举性的批示当时于我国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一批特赦的战犯又是怎么回事？13名未达特赦标准的人是谁？特赦后他们的人生际遇又如何？

本篇文章笔者将聚焦于1975年新中国第七次战犯特赦，为大家将个中故事娓娓道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主要设有北京功德林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和辽宁抚顺监狱，三大战犯监狱用来关押日伪战犯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国民党战犯。

从1959年开始，我国基于怀仁政策与宽大处理的考虑，分别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分七批逐次地特赦这些战犯。

特赦条件分三步：

一、认错态度良好。

二、矫正反动思想。

三、积极地接受劳动改造。

只要满足这三大条件，一贯是乐于提供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释放他们的。比如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人员中，溥仪与杜聿明就相当典型。

爱新觉罗.溥仪，清廷最后一任皇帝。

他获罪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曾经“宣统皇帝”的身份，而是后来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在东北建立起了“伪满洲国”，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与爪牙，给全民抗战带来了极大的阻力与极其负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溥仪便被关进了抚顺监狱。

杜聿明，曾经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国民党最高指挥官之一。

他是蒋介石最倚重的黄埔一期学生，也是国民党陆军中将。

1946年，蒋介石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下辖七个军20余万人对我军发起东北争夺战，在被林总下辖的四野击溃后，杜聿明又于1948年年底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空降徐州，下辖邱清泉、孙元良和李弥三大兵团20余万人，亲自指挥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随后于淮海战役兵败被俘，关押于北京功德林监狱。

杜聿明是蒋介石死忠份子，因此刚开始被关押时对改造表现出了极大的抵触情绪。

围绕杜聿明的改造过程说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其实，早在1947年，杜聿明的身体状况就极为不佳，他患有胃溃疡、肺结核与脊椎炎，尤其是脊椎炎不仅使得他终日无法下榻疼痛难忍，走路更是一瘸一拐靠拐杖支撑。

他有位女儿极为有名，那就是长女杜致礼（杨振宁夫人），杜聿明当时本无心治军一心想随女儿赴美休养治病，却被蒋介石给强行留了下来。

1948年底淮海战役爆发，杜聿明几乎已经浑身是病靠拐杖艰难走路了，还是被穷兵黩武的蒋介石委以重任强派到了淮海战场。

杜聿明被俘后，既是曾经淮海战役的主要战犯，又是43名战犯中的头魁，依照国际惯例，本来下场是不会好的。因此在监狱进行改造初期，杜聿明深谙此理，抵抗情绪极其激烈，先后进行过两次自杀。

杜聿明尝试自杀有两大考虑：

一、自己本身多病，受不了折腾。

二、他认为即使不自杀，按照自己往日的罪行也是死路一条。

然而出人意表的是，我军非但没有处死杜聿明，反而还对其极其优待，想方设法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一样一样给他治好了病。而劳动改造时，更是对其尤为照顾，考虑其年龄与体质问题，仅仅只是让他闲时培培土，种点菜，累了就休息，绝不强制，劳动量比一般退休干部还休闲。

我国优待俘虏的政策，连杜聿明都懵了。

最终杜聿明终于满怀感激之心，承认错误、矫正思想并积极地接受了劳动改造，并于1959年与溥仪一起，位列劳动改造积极分子被特赦出狱。

被特赦出狱之后，溥仪与杜聿明都积极从良，尤其是杜聿明更是充分认识到了我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差距，主动留了下来，还被新中国委以重任，参与政协工作。

从我国对杜聿明的优待来看，其本身积极改造是一回事，本质上他还是有才的，我国本质上希望能够争取其为百姓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批战犯于1959年特赦后，我国此后又分批次特赦了5次。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从1959年至1966年5次特赦，相距年限都不大，那么为何最后一次特赦被延后至1975年呢？

其实了解新中国历史的读者都知道，从1966年开始，我国便步入了特殊时期。在这段时间，我党很多干部与部门都应对不暇，有些当初负责关押战犯的所长也都自顾不暇，因此根本无法核实战犯信息，更无暇顾及被关押的战犯，这批战犯也就被遗忘了。

直到1974年12月大动乱稍稍平息，毛泽东这才重新批示相关部门：

我记得还有一批战犯，他们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毛主席的批示一下来，我国才开始着手处理最后一批战犯。

主席的指示“举重若轻”，而相关部门却必须“举轻若重”，丝毫不敢懈怠，由公安部长华国锋牵头，就特赦战犯进行了缜密的调查与核实工作，并最终就在押战犯人数、姓名、身份、改造表现与早已符合刑满释放条件或者特赦条件的人进行统计说明，并最终由公安部作出《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递交给毛主席审阅批示。

报告中提出，在押战犯一共293名，其中290名国民党战犯，代表人物有大名鼎鼎的黄维与文强。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13名战犯因为认错态度不好且抵触改造而不符合特赦条件，公安部给出的建议是：继续关押，以观后效！

这13名战犯分别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这些人乍看起来都是生面孔，远没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国民党一线将领出名，可是这些人曾经却担任着极其险要的职务，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祸患。

比如周养浩。

周养浩可绝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是曾经国民党臭名昭著的军统三剑客之一，对我党曾犯下累累血债不说，更对民族和人民都有不可饶恕的罪过。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是其参与杀害的。1949年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又在重庆、成都与昆明一带无差别地搞大破坏大屠杀，致使无数军民惨死。他是最不可饶恕的特务之一。

这13名战犯的总体情况是关押前罪行累累，关押后态度恶劣。

原本这样的人，就应该继续改造，而相关部门就此也做好了缜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却大手一挥说：“都放了算了！”

这一下中外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其实毛主席这一波操作，在事后的各方面反应来看确实高明，尤其是当时，于中国内部来说原本纷繁复杂的工作则瞬间化繁为简，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于台湾国民党，则无疑是一颗烟雾弹，注定让习惯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蒋介石心生狐疑。于国外，更是让其他国家不明觉厉。

“不达特赦条件，仍旧无条件释放，并允来去自由？！”

这按照国际惯例来说，显然极度不合理。噱头之大，内涵之深，足够让相关国家与媒体大谈特谈一段时间了。

那么毛泽东对释放这13名战犯的考虑到底是怎样的呢？

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回忆：毛主席对战犯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先拟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状如何，对每一位战犯他都了如指掌。

由此可见毛主席释放战犯是有计划有战略的，是绝对高瞻远瞩的。

笔者翻阅各种资料与回忆录分析，毛主席释放战犯主要有以下三大考虑：

一、尽量修复与台湾的关系。

毛泽东晚年时，极其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因此只要是往两岸和睦关系方向去的，他都不遗余力去做，去发展。这批战犯，绝大多数与台湾有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政治与亲缘关系。释放他们，于台湾人民来说，是为善，与蒋介石政府来说，则是我方愿意修好抛出的绣球。

二、展示中国怀仁博大的政策。

此前有释放的战犯大肆抨击诬陷我国对战犯不仁，实行“地狱”政策，在国际上惹来了很多非议。因此我国基于这层考虑，就是要释放曾经民愤最大的以堵住悠悠众口。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释放他们百利而无一害。不释放，反而要费心费力费钱财去管理，得不偿失。

三、适当地给蒋介石政府添添乱。

在毛泽东给特赦战犯作出的批示中有两条尤为关键：“来去自由”与“给足路费”。

而后来特赦的战犯中，有10人报名表示想要去台湾，结果辗转于香港时，却遭到了蒋经国的疑心阻挠与刁难，其中原国军第68军政工处的上校处长张铁石对国民党的态度心灰意冷选择了自缢。

剩下的9名也看清了国民党的嘴脸，有的去了美国，有的留在了香港，有的还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回到家乡工作并安享晚年。

一边是我国对战犯的特别宽大处理，一边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猜忌与阻挠。鲜明的反差，二者做法高下立判，尤其是在国际上，国民党政府在这件事上可谓出丑不小。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与江青进行文艺工作调整的讲话中还特意说道：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由此可见，给国民党添堵，是在毛泽东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1975年4月23日下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国特意聚集了特赦的293战犯，请他们到北京前门饭店大搓一顿。

酒席之间，大家觥筹交错，许多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相拥热泪盈眶，大家抬起杯中酒一饮而尽，25年的恩恩怨怨与荣辱得失尽呡酒中。

宴会中，叶剑英、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一一到场，连早已经特赦参加政协工作的杜律明、李仙洲等也一一赶来与旧友相聚。现场的气氛其乐融融，场面无比盛大。

其中曾经的顽固份子黄维与文强还登台作出了这样的发言：

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

毛泽东在听取了宴会报告后尤为满意，又把给特赦人员的福利待遇增加到了每人300元，100斤粮票。

这样的伟大战略与宽广胸襟，恐怕只有毛主席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