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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研读中国共产党党史，收获颇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每个月都需要向党组织缴纳党费，那么缴纳党费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党员需要缴纳党费呢？

一、1921

1921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北边直系曹锟和奉系张作霖刚刚击败皖系段祺瑞，正忙着瓜分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南边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内斗，广州军政府陷入混乱，好在孙中山力挽狂澜，再任“大总统”，在粤桂之战中获胜，算是有了根据地。

在全国乱糟糟的背景下，发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建党的标志，就是中共一大的召开。

当时中国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要建党，就需要把各地的代表攒在一起，组建中央，负责全国的工作开展。

来开会当然要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当时给每位代表的汇去的费用是100元，会议结束后，还可以领到50元路费回家。住宿原本定在附近的学生宿舍，各代表到达的时间不一样，又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需要预付两个月的租金。吃饭是就地解决，请学校的厨师做。

会场原本选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二层小楼，代表们从全国各地过来后，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继续开会。又是进一步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最终开会的地址——嘉兴南湖上的“红船”，属于高级的画舫，租金不少。

建党不是过家家，就当时来说，12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涉及的总费用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二、费用

这么一大笔钱，是怎么来的？

中共一大中，还有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中共一大的费用，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由马林带来的。马林自命为“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又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启动资金，行事风格难免表现出傲慢和专横，不太尊重中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应该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都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在这个关头，陈独秀表现出独到的政治眼光，他认为中共中央应该保持独立性，尤其是在经济上不能过多依赖共产国际，坚决反对中共中央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虽然最终由于经济状况的窘迫，陈独秀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但依然坚持这种资助不能是直接的，必须通过中间组织转一道手，名义上是资助中国工人阶级的。

显然拿共产国际的不是长久之计，那钱的问题，怎么办？

三、筹集

建党之初，“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党的经费来源和处理权限。直到次年党的“二大”，党章中规定了党的经费来源和处理权限。

其中明确规定，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筹集，一是党费，二是党内派捐，三是党外协助。

最初的党费交纳标准很高，采取累进制：党员月薪在50元以内者，月缴党费1元，相当于2%；月收入在50元以上者，按月薪10%上缴。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每月缴费2角；失业工人及在监狱关押党员均免缴党费。

即使是这样，靠党员交纳党费也没几个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党员人数少，中共“二大”期间，一共才有195名党员；二是收入低，每月稳定收入高过50元的人数并不会很多，所有开支均靠党员自觉交纳党费，显然是不够的。

党内派捐类似于政治捐款，数目并不固定，可多可少。比如李大钊，每个月会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用于革命活动。

作为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到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120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140元，后来他被聘为北大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最多的时候，李大钊每个月能拿出80元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李大钊有老婆和5个子女，以至于自家生活都非常拮据。最近的电影《革命者》评价不错，回顾了李大钊的革命时刻，有空的小伙伴可以看看。

党外协助主要就是共产国际的经济资助。

用钱的地方很多，除了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会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工人学校。要想不受制于国产国际，又能站着把革命干了，仅靠上面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

四、要有钱，靠创业

为了尽快取得足够的经费，党内的理财专家又想了不少办法。

1、办书店

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出版发行部门，发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由于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实现盈利很困难，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接手这一工作后，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客观的利润。

2、办教育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背景下，办教育也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以知识换钱，知识分子可以用己之长，还可以传播革命知识。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工读互助团”的名义，开办了一所补习学校，地址就设在北京西城的辟才胡同。中共湘区委员会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专门招收年龄比较大的文盲、由私塾改学新学的学生以及农村学校课业不够升学的人，而且是男女兼收。由于市场定位准确，补习学校大受欢迎，第一期就招收了120余名学生。

3、办实业

比如像林彪他们家族，就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有家族织布厂，销路很不错，在武汉开有布行专卖自己生产的棉布。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引进了林家的纺织技术，在长沙办起了织布厂，革命者一边兼职打工，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借此养活了几十位兼职革命者。

有的时候，这几个方面各有兼顾，多管齐下，更好地支持工人运动。比如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运动，其背后就是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消费合作社。

工人补习学校教工人识字，进行政治启蒙。消费合作社的地址就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最初的时候经营布匹，搭配少量生活用品。工人下井采煤最费衣服，布匹的销路应该不错。毛泽民到任后，又兼卖进步书刊，识字课本。既然办合作社的目的是通过实惠的商品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进行政治启蒙，经营者有动力将合作社商品定价比其他商店更便宜。合作社还接受工人入股，入股股东从合作社中购买的商品又要比普通人购买的便宜。于是工人纷纷入股，合作社的本钱越来越大，合作社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五、后记

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常常为我们津津乐道。实际上，党不仅抓枪杆子，也抓钱袋子。

相对弱小的共产党，能打败掌握国家资源的国民党；不拿薪饷的军队，能打败拿薪饷的军队，靠的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更是实际落地的经济工作，经济战场上的厮杀，比起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来毫不逊色。

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结合自身的优势，将钱袋子捏在自己手上，更大程度上保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图谋更长远的发展，挣钱嘛，不寒碜。

参考资料：《红色账簿》，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作者马祥林，国防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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