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一统长久以来南北分裂的中国，北讨突厥，南征林邑，扬威国外，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状态。隋文帝统一中原后，废除北周六官制度，重视农业，重建强大的统一王朝。

唐朝前期，巩固统一，政局稳定，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鼎盛局面。

一、隋朝钱币

据史书记载，隋初时期货币极为混乱，前朝钱币均能使用。如北齐的“常平五铢”、北周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南朝的陈“五铢”“太货六铢”、刘宋的“鹅眼钱”、萧梁的“剪边钱”等都在使用。由于这些钱币大小轻重不一，使用不便，为满足商品交换需要，隋文帝下令整顿货币，改铸统一标准的“五铢”钱。隋五铢共有两种：一种是“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另一种是“五铢白钱”。“开皇五铢”铸造于“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年），每千钱重约四两二斤。“开皇五铢”大钱尺寸为2.5厘米，重3克-3.4克，小钱直径为2.3厘米，重2.25克-2.3克。“五铢”两字为篆文，横读，“五”字交笔斜直（也有稍弯曲的），穿孔右边铸有一竖线。背面皆有廓，边廓且较阔。

“五铢白钱”铸造于隋炀帝“杨广”大业年间（605-616年）。因铸币原料含锡、铅等金属，使得钱色发白，故称“白钱”。隋五铢的“五”字左边大多有一竖线，旋转过来看像“凶”字，于是人们借机发泄说：“此钱为凶钱，杨广凶多吉少，注定没有好下场”。所以，历朝历代在钱币铸造上，始终未能摆脱封建迷信色彩。

二、唐朝钱币的形制与流通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对外贸易密切。因此，唐朝是铸造货币最规整，铸量较多的朝代。

据史书记载，唐朝和东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随着商业往来，唐朝时期的财物、钱币一批又一批地通过海运和陆运，流通到东南亚各国。据史书记载，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堕婆登（今印尼）、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骠国（今缅甸）经常派遣使者到我国唐朝。今天出土的文物中，珍珠、象牙多是来自海外，西吉县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夹杂的铜锭钱可以证实。唐朝时期，在今广州设有市舶司（海关），专管对外贸易，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只要不违反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装有商品、食物及钱币的船只，往返于南海、波斯湾一带。唐朝钱币，随着对外贸易，商人、航海人员在购买生活必需品时，时常流散于海外。

此外，唐朝货币曾流通到我国北方的突厥国及铁勒、回鹘、拔野古、葛逻禄等部落联盟国。据史书记载，唐朝货币流通到这些地方的原因，一是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突厥王“始毕可汗”接收了大量来自隋朝的避难者，因他们带着财物逃到突厥协助突厥王攻打契丹、吐谷浑。二是622年，唐高祖“李渊”当政期间，派遣使者前往突厥示好，每年可向突厥赠送大批财物。此外，唐太宗当政期间，与突厥王“颉利可汗”联盟，在往来的大批财物、钱币中随之赠送流出。三是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的财物、钱币等随着与突厥人的往来而大量流出。

唐朝时期，东北方的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也有唐朝的货币流入。据史书记载，唐朝货币流通到这些地方的原因，一是666年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高丽国发生内乱，唐高宗应邀出兵援助，军队带有人马、粮草、钱币等物到达高丽国。二是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唐朝派人携带粮草、钱币到达百济国。三是新罗国和唐朝关系友好，735-823年间，新罗商人常运送奴婢到中国，因此换走不少财物。四是日本自隋唐以来，一直和唐朝有通商往来，隋开皇“杨坚”二十年（581年），日本曾多次派谴使者来华，每次往返都会带走一些财物。唐朝期间，日本模仿了大量中国文化，并派出留学生、僧人到唐朝学习汉文化，并把佛教移植到了日本。

唐朝期间，从我国长安的安远门，西行上垅坂，路经现在的固原、西吉，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 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这是当时沟通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我国和中西亚商人，携带钱币往返于丝绸之路的同时，也给西吉这片热土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如西吉县钱币博物馆收藏的波斯银币，直径为3.3厘米，重3.1克。沙特第十五代国王“萨珊”所铸钱币“安息王朝”铅币，直径3.6厘米，重3.5克。1999年，西吉县马莲乡巴都沟村，出土了罗马金币一枚，直径3.1厘米，厚0.2厘米，重3.7克，经证实该金币是唐代期间传入原州（今西吉县）的东罗马帝国货币。该金币为圆形片状，正面为头戴王冠的半身像，边缘处有铭文“CATEI”，背面为带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女神右手持长柄勾状器，左手持一上立十字架的球体，左边缘处有铭文“VCCCZ”。由此可知，1995年在西吉县马莲乡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同为丝绸之路遗物，由此可知，唐朝时期西吉县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西通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于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开元钱，中国历史上以“铢”“两”为钱名的货币制度从此结束。唐铸造“通宝”“元宝”相称的钱币，取名为“开元通宝”，也有读“开通元宝”的。“通宝”指通行的货币。“元宝”指元年或元年开始的货币。开元通宝中的右挑“元”，是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所书，有八分及篆隶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钱币上书写钱文的书法家。“开元通宝”笔力苍劲，意态精密，端庄俊雅，凝重雄浑。

“开元通宝”重两铢，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因度量衡不统一，唐代期间的一斤要比西汉期间的重一倍多，因此开元通宝比西汉五铢钱略重。唐以前，二十四铢为一两，是二十四进位法，唐以后改用两、钱、分、厘十进位法，其中一钱为3.73克，即一枚钱的重量，十钱等于一两。开元通宝成为以后一千多年的铜钱楷模，明清两朝均采用其形制。

西吉县出土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质地有银、铜、铅等币材，形制有大、中、小不等，外加民间私铸，各版式钱币多达百种。据《古钱保养》记载，当时规定铜钱的成分是铜83.32%，白蜡14.56%，黑铅2.12%。因此，一些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铅墨感很重，是因为含铅多的缘故。唐初所铸钱币，内外廓整齐，背面平坦光洁，不仅方便使用，而且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唐代诗人“杜甫”云“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意指“乾元重宝”背重轮钱。

唐代开元钱，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钱背星纹分穿上星纹、穿下星纹，月纹上弯叫仰月，下弯叫俯月，穿旁侧立称侧月。这种钱币无论史书如何记载，都会给人留下遐想。孙仲汇在《古钱》中记载，唐高祖李渊时，初进呈开元钱蜡样时，文德皇后不留意掐有一个指甲痕，工匠认为是圣上的旨意，就依样鼓铸了。更为荒谬的是，人们认为是明皇宠妃“杨玉环”的指甲痕。实际上开元钱背面的月痕位置不定，形态多异，说是指甲痕纯属无稽之谈，正确地说是窑炉的标记。

“开元通宝”背云纹是“祥云”，代表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开元通宝中的“元”字有左挑、右挑、双挑、不挑之分。最初铸造的开元钱元字不挑，武德年铸元字左挑，贞观年及以后所铸元字右挑。双挑元数量极少，应是高宗时期发生大事件后，所铸的纪念币。

西吉县出土的“开元通宝”币材有多种，除青铜外、还有白铜、银、含金开元等，其中白铜质地最多。1998年3月西吉县硝河乡（俗称硝河城）出土的唐代土坑埋藏钱币“开元通宝”，约136公斤，共30021枚，这些钱币集结了唐代开元钱之大全，其中一枚银质“开元通宝”，尺寸为直径1.9厘米，厚0.1厘米，内径0.49厘米。银开元和其他开元一样，只是钱径略小，字体苍劲。

经考证，唐代铸造的银质开元通宝，并不是流通货币，主要用于赏赐、馈赠，此外也用作祭礼等。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高宗武德初年，开元通宝钱所铸不多。因流通钱币不足，唐太宗贞观初年仍用布帛交易。这种交易方式，朝廷担心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市场钱币运行十分谨慎。在朝廷不增加发行货布的情况下，反而鼓励以物易物，以此来疏导通货回流。据史书记载，在当时一斗米只需三至五文钱，民间百姓零用时大有不便，布帛又不灵活，以至于，民间私铸钱逐渐兴起。据史书记载，两三枚私铸钱可抵官钱一枚，私铸钱虽然不统一，但可与官钱共同使用，是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高宗时期，通货膨胀的利益多为私铸者所得，因此朝廷经济受创，不久后便以五比一的比率用官钱换私钱。乾封元年（666年），朝廷发行“乾封泉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由此来刺激物价，使私钱失去流通性。虽然西吉县多次出土过唐代窖藏钱，但“乾封泉宝”只发现过一枚，直径为2.7厘米，隶楷，旋读，光背，其铸工精良，字体规整，铜质泛白。这枚“乾封泉宝”被定为六级。经考证，该钱币铸量少，存世时间短，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在我国钱币史上，用“泉宝”作钱文的很少见。因币形较大，使用不便等原因，唐玄宗整顿私钱，鼓励生产，扶持商业，而后开始铸造开元小平钱。为保障官钱的流通性，只要新钱质量不达标，将会回收重铸。在不断增加铸造量的同时，挤兑私钱，因此才使得新钱顺利发行。今天见到的开元背星月纹钱，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至衰的重要转折点。安禄山与史思明，曾发行过“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这两种短命钱，是一段历史的见证。1989年西吉县硝河城，出土了一枚“得壹元宝”。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得壹元宝”是史思明占领东都时所铸，该币直径为3.9厘米，币值为一当开元通宝之百。史思明铸造“得壹”钱并非草率从事，而是袭司马炎之典故，希望自己成为改朝换代的开国者。虽然“得壹元宝”铸量不多，而后又经朝廷回收改铸，但现今仍然可见。这一“王朝”存世不到十年，之后“安史之乱”便被平息。“得壹天宝”“顺天天宝”这两种伪权钱，在短暂的时间里便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朝廷铸行“乾元重宝”，直径一寸，每贯重十斤，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1998年西吉县硝河城，出土有130多公斤古钱币，其中一枚“大历元宝”在西吉县是第一次出土，钱体薄小，字体暗晦，铜质不精，直径为2厘米，是代宗时期所铸。另一枚“建中通宝”，直径为2.1厘米，文体欠佳，铸工粗糙，是德宗时期所铸。另有10多公斤“乾元重宝”，直径为2.8厘米，重6克，钱文为隶书，顺读，字体厚重，有光背及背下俯月、穿上与穿下星文，种类繁杂。“乾元重宝”重轮钱，是乾元二年（759年）所铸行，钱背外廓双层，故称“重轮钱”，币值为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据“丁福保”所著的《古钱大词典》记载，重轮钱钱径一寸二分，每贯重十二斤，钱文隶书，顺读。“乾元重宝”发行后逐渐贬值，两年后币值改为以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而后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以一当三，最后以一比一的币值流通使用。在持续贬值的情况下，物价飞涨，一斗米曾涨至七千文，民间处处可见饿死之人。西吉县钱币博物馆收藏的重轮重宝，重约16克，与四枚初唐时期的开元通宝重量接近。据史书记载，民间熔小钱、毁佛像，私铸乾元大钱，以牟厚利。目前，背带炉别标记的钱币，价格不菲。西吉县有出土重量不足1克的“乾元重宝”，“施嘉干”所著《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中记载，不足1克的“乾元重宝”属私铸钱币。直到至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才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

西吉县多次出土有记值、记地的“会昌开元”。德宗为恢复经济，减钱监，停铸钱，出现通货不足，物价无力，钱币购买力高，此后各帝谨守此法，不敢逾越，至唐武宗继位后毁佛像、钟及铜器用于铸钱，所铸钱币背有铸币地名的开元通宝，史称“会昌开元”。

三、佛教传入寺庙林立

东汉初始，佛教传入中国后被民间百姓接受，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漫长岁月的传播，直到唐代兴盛。据《中国通史》记载，在当时寺院林立，民间以当尼姑、和尚为荣，就连皇帝每个月都要过几天寺庙生活，从而得到佛祖的超度。据史书记载，唐朝时期寺庙规模宏大，铜像多，耗资巨大，全国佛像用铜可达十万吨计。

1986年西吉县将台乡牟荣村，一次出土唐代鎏金佛像60尊。兴坪乡，一次出土鎏金佛像100多尊。在出土的佛像周围，有“会昌开元”钱币，说明内地与蕃地经济往来十分频繁，路经此地上香进贡的人们，也给这里留下了丰富的钱币遗产。

西吉县硝河城，出土的130多公斤窖藏钱币中，大多为会昌开元，地点正是一所古寺院遗址。

四、唐武宗熔佛身铸钱币

据史书记载，李炎自幼不信佛，曾有曰“穷吾天下，佛也”。他认为当朝缺钱财，是信佛所致。会昌五年（845年），宰相“李德裕”奏请朝廷废寺庙铜像就地铸钱，其间，西京（长安）留寺庙四座，东京两座，其他各地一律拆毁，和尚、尼姑遣回原籍从事生产。寺院佛像，僧尼钵盂及钟磬，统统熔毁铸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扬州节度使“李坤”率先铸造背“昌”（铸币地名）开元通宝钱上呈朝廷，而后朝廷下令各地仿铸，并且钱背需铸有各州地名以便区分，故称“会昌开元”。

会昌开元已发现有23种背文，即“昌、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较为少见，“永”字极为罕见。会昌开元铸造地较广，但西吉县出土种类较为齐全，除“平、永”未见到，其他各品都有，包括罕见品“京”也有出土。

经考证，西吉县出土的“会昌开元”白铜钱是样币，但和含铅、锡的钱应有区分，不能混为一谈。流通长达300多年的“开元通宝”，数量大，版别多，大多数为小平钱，大钱较为罕见。

五、黄巢起义王朝分裂

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把一个封建王朝推向四分五裂、动荡不安，中国北方出现了五个小朝廷，史称“五代”，南方出现了十个小国，史称“十国”。

唐朝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学技术，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唐朝“开元通宝”的发行，在我国货币史上也是最成功的币种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1988年，西吉县硝河城出土有一枚 “天成元宝”，这枚钱币是一村民在山头犁地时，犁出了一个碗，下面扣有7枚钱币，其中5枚为唐“开元通宝”，1枚北周布泉，1枚“天成元宝”。“天成元宝”直径为2.3厘米，内穿0.62厘米，厚0.19厘米，旋读，钱文隶书，书法凝重深厚，疑似刀刻，轮廓阔壮，铜质精良，与开元钱铜质一样。经考证，“天成元宝”是后唐庄宗时期，因兵事渐少，商业略盛，钱币流通不足，于天成年间（926-929年）所铸。这也是西吉县发现五代时期较为珍贵的一枚钱币。

另外，“汉元通宝”“周元通宝”西吉县也有多次出土，这两种钱币大小、铜质和“开元通宝”一致。“汉元通宝”铸行不足四年，直径为2.3厘米，钱文隶书，书法似开元钱。“周元通宝”为“周世宗”所铸，书法、铜质、铸工精妙绝伦。据史书记载“周元通宝”五代时期铸量最大，始铸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形制似“开元通宝”，背上有星、月纹。由于战乱，铜材不足，周世宗“柴荣”下令裁并寺院，毁铜佛像铸钱。因“周元通宝”大多是用佛像所铸，后世加以炒作，因此编出不少故事。如周亮工《书影》中记载，妇人手握此钱，可治难产。

在今天，有一些人认为那些自身难保的铜佛像铸造的钱币能消灾解难。

2004年11月，西吉县马莲乡马其沟村，一村民犁地时犁出13枚用绳子穿在一起的“乾享重宝”铅钱，出土时还粘在一起。钱直径为2.1厘米，内穿0.57厘米，重2.93克。土坑直径30厘米，深40厘米，由于平田整地，基本取自地表。经考证，广州节度使“刘隐”死后，其弟“刘䶮”接任其官位与军职，贞明三年（917年）刘䶮称帝为“大越皇帝”，改元乾享，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铸“乾享重宝”铅钱，铜钱极为罕见。“乾享重宝”铅钱铸工粗糙，出土锈色呈黄褐色，浮色泛白，不易脱落。这种钱币在西吉县很少有出土。“唐国通宝”西吉县出土较多，书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篆书，另一种是隶书。该币铸工精良，具有“开元通宝”铸币风格。

南唐是十国之首，领土广阔，物产丰富，其他各国望尘莫及。据史书记载，“李异”是南唐创建者，战乱时为“杨行密”收养，后成为丞相“徐温”养子，改名为“徐知诰”，是南朝李氏后裔。徐温死后，知诰专吴政。吴天佑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十月，徐知诰于金陵（今南京）称帝，建元异元，国号大齐。称帝三年后恢复李姓，改国号大唐，史称“南唐”。据考证“唐国通宝”是李异之子“李璟”所铸。唐国通宝铸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

据《南唐书》记载，李璟继承了李异打下的江山，但荒于治理。当时南唐需要一位富有阅历、能审时度势、有军事才能的皇帝，但他做不到。李璟发动了对闽国的战争，讨伐过湖南的楚国，但因措施不当，没得到好处，反而劳民伤财，致使国力日渐衰弱。这时北方的后周，在柴荣的领导下日渐强大，南唐在与后周的较量中，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臣服，并废除了帝号。

“唐国通宝”是在战争时期，需要经费及战败赔款的背景下铸造的。“唐国通宝”版本较多，仅钱文书体就有篆、真、隶三种，西吉县出土的版式有两种，但大型钱未曾见到。据史书记载，大字、细缘小平钱最为少见。篆书“国”字呈方形的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唐”字篆法独特，笔法秀丽，与普通品迥异，是“唐国通宝”钱中的佼佼者，也较为罕见。

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北方战争频繁，农业和商业受阻，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贫苦，外加连年自然灾害，与南北经济有了很大差距。当时的南方，经济一直在缓慢上升，形成了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前、后蜀是农业、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区域。据史书记载，蜀穰穰满家，武器、钱粮、金银数以万计；吴、南唐重视农桑，境内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吴越农业发达，兴修水利尤为积极；楚主要靠卖茶和通商，在一些州县设有图务（商店），且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衣料及战马；闽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奖励通商，民众得到了30年的休整。西吉县火石寨乡，出土的吴、后赵所铸钱币“丰货”“大泉当千”“大泉五百”，铸工精良，薄厚适宜，字体圆润丰满，布局合理，边廓内穿，打磨光洁。

由于这一时期严格的货币制度，才使得铸造了如此规整的钱币。所以，这一时期的钱币深受广大爱好者青睐。十六国时期（304年-439年），虽说国力不景，但仍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