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香烟多少钱一包（这面不标准的）

来源：知乎作者：32114部队47分队常辰哲

导读

知乎平台，“人类文明中有哪些无比悲壮的场面？”这个问题下面，有一个回答获得了4.2万的高赞，成为这个问题最高赞的答案，打动了无数网友。文章中很多内容，以往我们或许听说过，却未必了解其中的细节和背后的故事。

我们跟作者联系，获得了这篇文章的授权，与大家分享。

一面款式极其特殊的五星红旗。

这红旗的排列方式很特别，中间一颗大星，四角是四颗小星。和现行的标准款式完全不同。

但这面五星红旗并非出现在国旗征集方案上的待选作品，而是制作者仅凭“五星红旗”四个字自己想象出来的。

因为制作者没有见过五星红旗，他们在渣滓洞。

被称为渣滓的一群人。最黑暗的地方关押着最光明的一群人，也是当时中国最宝贵的人才。

看照片便知，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归，那个年代的女博士是什么概念？以他们的学历经历，完全可以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在繁华的上海南京纸醉金迷。

而他们却选择被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白天酷刑，晚上辗转反侧，身边的狱友在深夜中被一个个带出，再也没有回来，等待死亡。

蒋介石令毛人凤飞抵重庆，亲自部署屠杀工作，名曰“清理积案”。

渣滓洞特务头子徐远举日后被捕时交代，毛人凤部署时说，“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

毛人凤对徐远举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所有人，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多月。在举国上下一片振奋，准备迎接全中国解放时，远在西南重庆渣滓洞革命者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

11月27日解放军攻击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特务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10月底到“11．27”之夜，在公开和秘密的大屠杀中，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监狱的绝大部分同志均已壮烈牺牲。

就在“11．27”子夜，白公馆的大部分敌人看守被调去支援渣滓洞屠杀，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多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这红旗就是他们在狱中听说新中国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却连红旗的真实形象都无法得知，只好靠推算用黄草纸和饭米粒做出来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

渣滓洞逃生墙。歌乐山连续降雨曾将这面墙冲垮，看守们命令革命者去修补。

革命者们在修补时用自己衣服里的烂棉花和在泥土里，使其牢固性降低。屠杀之夜大家冒着弹雨一起将这面墙推倒，只有极少数人在机枪扫射下逃出。

解放后，挖出的死难者遗骸，就有331人。

这其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人士，既有杨虎城、黄显声、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许建业、陈然等等著名烈士，也有不少是普普通通的革命者和革命的同路人，他们是教师、学生、记者、工人、农民和游击队员。

同样在11.27之夜被杀的，还有爱国将领，带领沈阳公安局打响九一八沈阳抵抗第一枪、义勇军的最早组织者之一黄显声将军。

风华正茂，时年26岁的陈然，写下《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陈然烈士最惊天动地的，就是出了“白公馆”的《挺进报》。即在从看守口中听说我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后，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上几句话，然后标题：《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白公馆挺进报就用香烟纸在牢房里流传了好几期，通过黄显声将军偶尔得到的报纸消息，用香烟纸做的挺进报，在监狱传播新中国逐步胜利的消息。

大家看着一两句话组成的“报纸”，越发的坚信胜利的到来。

这就是革命者的胆识和意志，哪怕被你关着，宣传工作也要做到你眼皮子底下。

注：白公馆挺进报没能保存下来

枪决之时宣读名单：“陈然……《挺进报》负责人……”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因为一直以来的地下工作，多年从未谋面，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

于是，他俩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享受了一分钟的初识之后，共同赴死。

而江竹筠这位丈夫牺牲、儿子失散的家破人亡的坚强女性，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江姐。

同时被杀的，还有被关押了12年的民族英雄杨虎城。 他因西安事变而掀起了全民抗战的序幕，而直到抗战胜利时却还被关在监狱里。

因怕枪声会暴露企图，被4名特务用匕首硬生生捅死，遗体硝镪水毁灭，尸骨无存。

刘国鋕烈士牺牲前两个月，他哥哥刘国琪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

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

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

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鋕可是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师从经济学大师陈岱孙、费孝通。

当时这样一位人才，完全可以去香港、美国更高更富有的平台，而他却选择了信仰而在牢里用苦难坚持。这也说明，能汇集如此优秀人才的信仰，是真正的崇高。

他是真真正正想把中国建设好。连日军轰炸西南联大的苦日子都挺过来了，却死在了国民党手里。

杀害这样一位优秀人才，对于国家和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损失！

白公馆的最后关头，刘国鋕被提往刑场。他还要说“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白公馆幸存19人之一的郭德贤在57年后依然铭心刻骨：

“‘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他们跨出牢房时都喊口号。那场景跟电影、电视上演的不一样。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从内心底发出的声音。”

11.27之夜，杀完白公馆后前往渣滓洞的国民党特务端着冲锋枪在门口埋伏完毕。

一声幸存者永远难以忘记的哨响，冲锋枪开始扫射。

曾向地下党组织写出求救信的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第一个喊出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随即骂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胡其芬，复旦大学新闻系高材生

枪声中，国歌声口号声回荡不绝。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胡作霖也是一位高材生，他在开枪之时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

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川南著名画家的何雪松是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却选择在投身解放事业，在渣滓洞受苦受难。

临死前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

陈作仪被敌人打中了脚，他直接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这是何等的勇气和信仰，才会在临死时喊出来你们打我头！

同时还有至少6名儿童烈士：13岁的蒲小路，男；8岁的杨拯贵（杨虎城将军之女），女；3岁的王小华，男；1岁零3个月的卓娅（小说《红岩》中的“监狱之花”），女；1岁的王幼华，男；9个月大的苏菲娅，女。

除了蒲小路，其余儿童一出生就在监狱里，直到死亡，没有见过高墙以外的世界。

这里面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宋振中烈士，年仅8岁，挖出遗骸的时候还攥着铅笔头。

入狱时8个月，牺牲时8岁，整个童年全在监狱里度过。

他还有个外号，小萝卜头。

两个8岁的儿童，小萝卜头被特务用匕首刺死，杨拯贵被掐死。

而1岁零3个月大的卓雅，其母亲左绍英怀胎七个月的时候被捕，随后早产在监狱里。国民党当局毫无怜悯，一切全靠难友救济。

用白糖、小包鱼肝油养到1岁，但终究在11.27当晚和母亲一同被杀害。

棺材旁边的小盒子，就是儿童烈士

特别是9个月大的苏菲娅，其母亲彭灿碧烈士，临死前，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试图用后背抵挡特务的子弹，誓死保护孩子。母亲牺牲，孩子侥幸逃过一劫。可当特务进入牢房补枪时，发现小苏菲娅还在动，于是拔枪就要扣动扳机。

见此情景，腿部受了伤的狱友罗娟华，硬挺着坐起来，以带血的身躯为孩子挡枪，想用最后的挣扎，保住这个9个月的孩子。

可国民党，在杀害罗娟华烈士后，拖开她的遗体，对着苏菲娅，连开数枪！

于是9个月大的苏菲娅，是整个渣滓洞殉难中年龄最小的烈士。

此外，还有王小华和王幼华，当着他们父母的面，特务用刀戳死了王小华，又掐死了王幼华，然后开枪打死了孩子的父母，王振华烈士和黎洁霜烈士，一家四口全部罹难。

就是要让你作为父母，心疼到死，死不瞑目！

终于，1949年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

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回忆：

“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

歌乐山已是嚎啕一片，人们听到消息后纷纷上山寻找亲人尸首，残垣断壁，一片焦黑的尸体，哪里还找得到？

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

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

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而那些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做的头一件事，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

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在牢里痛苦折磨了十多年，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我学历比你们高，我精神比你们坚定，我前途比你们光明，我地位比你们崇高，我事业比你们光辉，我们军队马上就要打过来，我们就要迎来好日子，可是却在此刻要被你们屠杀。

这就是无数革命者的悲愤之处，这也是历史的遗憾。

而其中之一的罗广斌，在逃生后没有庆幸大难不死，而是迅速奋笔疾书，凭借回忆把难友们在狱中讨论总结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这些将死之人，在平时用草纸和烟盒等一切能找到的记录载体，一笔一笔的记下了重庆党组织暴露的经过，和在狱中斗争来的经验意见，藏在监狱里的砖缝和墙洞里，只求有一天如果能活下来，向党汇报。

生命的最后时刻，烈士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报告原件共15页，包括七个部分，分别是：

一、案情发展；二、叛徒群像；三、狱中情形；四、脱险人物；五、六部分缺失（党史研究者推断应为“特务罪行”和“烈士典型”两部分，在罗广斌的自我检讨里有出现，应该就是缺失的两部分。判断“特务罪行”可能当时被公安机关拿去用于抓捕特务，“烈士典型”则可能被归档到烈士资格评定的卷宗里了，不得不说遗失这两部分是很大的遗憾）；七、狱中意见。罗广斌的一份自我检讨，这就是狱中八条。